一、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的基本概念
1.功能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的区别
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是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两种基本方法。功能收入分配也被称为要素收入分配，它探讨各种生产要素与其收入所得的关系，是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关注的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规模收入分配也被称为个人收入分配或家户收入分配，它探讨不同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总额，关注的是不同阶层的人口或家庭得到的相对收入份额。功能收入分配主要关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规模收入分配主要关注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
历史上最早研究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全部收入划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工资收入的性质是劳动收入，利润和地租收入的性质是资本收入。继斯密之后，李嘉图、马克思等经济学家都坚持从功能收入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衡量功能收入分配的常用指标是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由于经济中存在很多复合收入——例如，农民的收入、城镇小业主的收入等都属于复合收入——如何把复合收入分解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的计算。由于功能收入分配对收入性质的划分要涉及规范分析，因此强调实证分析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从功能收入分配转向了规模收入分配。
帕累托是最早研究规模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家。规模收入分配不区分收入的来源和性质，这种方法以家庭（或个人）为分析单位，按家庭收入总量，将所有家庭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分析不同家庭所占的比例。这种分析方法可以探讨某一阶层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与其所得的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分配结构。衡量规模收入分配的常用指标有80－20分位法、5分位法、基尼系数法和泰勒系数法等。过去经济学家多用基尼系数法衡量规模收入分配，现在泰勒系数法也越来越流行。在基尼系数法中，离散行
2.功能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的联系
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存在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功能收入分配差别越大，规模收入分配差别也越大。反之则反是。任何强化功能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都会影响规模收入分配格局。收入的功能分配决定着收入的规模分配[1]。功能收入分配从收入来源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其分析原则是经济效率原则；而规模收入分配研究人口规模或家庭规模与收入规模的关系，其结果可以用来说明社会阶层流动状况，也可以说明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形成和变化趋势。功能收入分配决定和影响规模分配，因为某一经济群体的人口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多寡。
经济制度会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间的联系。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功能收入分配会导致每种要素的所有者收入趋向均等化。但这并不符合现实。例如，在现实中，由于雇主与工会之间的集体讨价还价，垄断者和富有的地主从其个人利益出发对资本、土地和产品价格的操纵，都会使功能收入分配的理论产生很大的局限性。
无论是功能收入分配，还是规模收入分配，都非常关注收入不平等的成因。收入不平等一般由两种原因所致。一种是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另一种是工资不平等。工资水平的降低会导致财产性收入上升，而财产性收入上升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工资不平等上升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收入差距往往是财产性收入不平等造成的；但在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例如，在中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有四成，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而在美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劳动收入不平等对美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就会大大超过中国。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从总体而言，占美国收入三分之二的劳动性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是驱动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工资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群体中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工人工资增长较快。但上述观点忽略了如下事实：在美国，劳动收入高的群体同时也是财产性收入的获得者。这说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会相互促进。工资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的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3.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与产出最终使用的图示关系
图1 政府在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是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两种基本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国民收入分配还应该有第三种视角，即国民产出最终使用。
国民产出的最终使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 （1）
其中，投资需求=政府投资+企业投资=①+③+⑤ （2）
消费需求=政府消费+居民消费=②+④+⑥ （3）
在（2）式中，企业投资的来源是居民家庭，其中高收入家庭是企业投资的主体，因为企业的所有权往往掌握在少数高收入家庭手中。低收入家庭的投资需求存在，但非常有限。
在图1的关系中，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都将政府剔除在外。从功能收入分配角度讲，政府是生产中处于劳资之外的第三方，功能收入分配只考虑生产中资本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分割，政府不是生产要素的投资者，因而被排除在外。而规模收入分配以家户为分析单位，政府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会以转移收入的形式分解到各个家庭。因而规模收入分配也把政府排除在外。从最终使用角度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优势在于，该方法能将政府在功能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来。
如图1所示，国民产出最终使用涉及三大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家庭。方福前利用我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对我国国民产出最终使用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经济主体的比重进行了估计[2]。在现实经济中，按家庭收入从高到低排序是一个连续谱系。但在图1中，我们把居民家庭简化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两类，假设高收入家庭是企业的主要所有者。把政府引入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这两种收入分配将会通过政府的作用被联系在一起。
二、政府对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的影响
政府对功能收入分配的影响
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单个商品价值为：
现实中的国民收入分割远比上述理论分割要复杂。上述国民收入分割假定政府不存在。但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支配的收入会占到GDP的20%－40%。因此必须对政府收入进行分解。政府对功能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两条渠道实现。第一，政府可以通过劳动立法，调节劳资双方的谈判力量，进而调节附加价值在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分割。第二，政府可以通过对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征税的税负分配，调节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对资本收入征税主要通过企业所得税实现，对劳动收入征税主要通过工资、薪金所得税实现。
假定政府收入全部来自税收，即政府没有资本收入，政府的税收按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按征税对象，可以划分为对劳动收入征税和对资本收入征税；按征税方式，可以划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在不同的征税方式下，国民收入的分割也不同。在现实经济中，政府的税收来源主要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它们对资本收入有利还是对劳动收入有利必须依情况而定。在现实当中，每个家庭的收入都是复合收入——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资本收入。一般而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以资本收入为主，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以劳动收入为主。在直接税条件下，如果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高，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高，则对高收入家庭不利，这相当于加重了资本收入的税负；如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低，则对低收入家庭不利，这相当于加重了劳动收入的税负。在间接税条件下，间接税对资本收入有利还是对劳动收入有利则更难以分析。在间接税中，针对奢侈品的消费税对高收入家庭不利，这相当于对资本收入征税；而增值税的税负分配是中性的。由于增值税的税收扭曲效应低，增值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间接税种。在增值税条件下，国民收入被分割为三部分，在不考虑政府收入到底来源于资本收入还是来源于劳动收入，就可以从微观商品价值角度出发，把商品价值公式修改为：
（9）式中的三部分相对应的是：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在一些文献中，劳动收入也被称为居民收入，而资本收入也被称为企业收入。
2.政府对规模收入分配的影响
政府对最终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支出活动的调节实现。政府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最终收入分配。
（1）政府支出规模对规模收入分配的影响。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支出和企业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政府的消费需求会对居民部门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政府的投资需求会对企业部门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否是有害的？这取决于政府支出的效率。在消费支出方面，如果政府支出购买公共产品，能够弥补居民部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缺陷，则政府的消费效率就高于居民部门的消费效率。在投资方面，如果政府投资能够弥补私人企业对大型、长期投资项目的不足，政府的投资效率就高于企业部门的投资效率。
这也意味着，政府和居民、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如果政府和居民、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则政府支出的效率就会是低下的。政府支出可能在消费领域产生“强迫消费”、“过度消费”。例如，政府可能通过行政摊派造成强制消费；政府部门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养车的“三公消费”可能会造成过度消费。强制消费和过度消费会降低政府支出的效率。在投资领域，政府投资可能会通过垄断限制私人资本进入，从而赚取垄断利润。这也会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低下。
（2）政府支出结构对规模收入分配的影响。政府支出可以分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保障性支出三种。政府为了经济建设的目的而投资于基础设施、区域开发、生态保护、高科技研发等的支出，是投资性支出；政府为了维护公共管理机构正常运转而产生的国防、公共安全、政府公共机构管理支出，则是消费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也被称为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支农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是保障性支付。保障性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越高，低收入者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就越公平。政府消费性支出增长过快时，可能会对居民消费（来自工资基金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三、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中政府对功能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
1.我国国民收入统计中的功能收入与规模收入
我国的国民收入统计经历了从MPS体系到SNA体系的转变。我国在1985年实行MPS核算体系，1993年开始正式实行SNA核算体系，中间是过渡阶段。MPS 体系比较关注功能收入分配，其计算公式为：
国民收入=（工资+职工福利基金）+（利润+利息）+税金+其他 （10）
SNA体系比较关注国民产出的最终用途，其计算公式为：
国民收入=总消费+总投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货物和服务出口－货物和服务进口） （11）
无论是MPS体系，还是SNA体系，都无法直接获得规模收入分配的信息。规模收入分配只涉及家庭，不涉及企业与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假定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最终都要归结为家庭收入。规模收入分配的计算往往通过基尼系数等衡量。以下对我国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和国民产出最终使用三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
（1）我国的功能收入分配。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统计采用收入法，将增加值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从这种统计方法并不能直接看出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周明海、肖文、姚先国认为，在这种国民统计核算中，生产税净额既不属于劳动者收入，也不属于资本收入，税收份额的增加将低估劳动收入份额。要计算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还存在着个体经济劳动收入份额分解的困难。2004年，我国统计中把个体劳动者收入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此后将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视为营业利润。[3]
上述计量困难会影响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绝对度量，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度量影响并不显著。白重恩和钱震杰，卓勇良，周明海、肖文、姚先国等人的研究结果都表明，1978－1984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上升阶段，相对而言资本收入份额处于下降阶段；1984－2007年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下降阶段，资本收入份额处于上升阶段 。[4]
图2 1978－2007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注：在白重恩的计算结果中，2007年数据由刘社建等整理。）
1984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企业利润率的变化也能够得到证实。张杰等利用国家统计局1999－2007年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建立多元回归模型，sperman相关系数矩阵结果显示，企业利润率和人均工资之间呈现出一种显著且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在我国越是利润高的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水平越低。这意味着企业利润是靠挤占员工工资来实现的，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微观层次“利润挤占工资”提供了检验事实。[5]
（2）我国的规模收入分配。王祖祥（2009）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5)的收入分配数据进行估算，发现目前我国城镇与农村两部门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不大，都没有超过0.34，但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加总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4,远远越过了警戒水平0.4。王祖祥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不平等程度扩大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固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资本收入（财产收入）增长迅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庞大，工资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中的比重逐年提高。1984－1996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从17.17%提高到23.59% [6]。到2008年，这一比重又进一步上升到37.42%。上海市的这一比例最高，高达70%，东部沿海地区普遍都在40%以上。
图3 1978－2008年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图3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自1984－1995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急剧增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倍数一致维持在3.5倍以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是因为城市居民的劳动收入高于农村居民，二是因为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高于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3）我国的国民产出的最终使用。我国现行的国民收入统计，按总值收入法，可以将国民收入划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按支出法可以将国内生产总值划分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这样就在功能收入分配和产出最终用途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划分法可以计算出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和最终消费率；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可以分解为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城市）和政府消费支出。图4是我国现行国民收入统计中的收入法和支出法的统计项目区别。
图4 我国统计年鉴中按支出法和收入法划分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表1是用支出法衡量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支出法衡量的优势是便于衡量最终需求的去向。最终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是国民收入的三大最终流向。
表1 1978－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支出法）
以上分析说明，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与国民产出的最终使用密切相关，政府收支活动是联结三者的重要枢纽（如图1所示）。以下将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作进一步分析。
2.我国政府财政收支在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与国民产出最终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1）我国功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功能收入分配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5%－68% [7]。为了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今后我国政府必须在功能收入分配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比重。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通过以下途径发挥影响：第一，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提高社会消费需求，避免经济危机。第二，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规模收入，降低最终分配的收入差距。因为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第三，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也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传统理论认为，高收入家庭是资本投资的主体，但在现代金融体制下，由于发达的信用体系便利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投资行为已经社会化了，不再是单个资本的行为。劳动收入也会转化为资本。低收入家庭也会有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会使很多雇佣劳动者家庭也成为投资者。这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中产阶层。
[1]参见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16页。
[2]方福前：《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关系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3]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6期。
[4]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卓勇良：《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和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6期。
[5] 张杰、黄泰岩：《中国企业的工资变化趋势与决定机制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3期。
[6] 数据引自万广华：《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和证据》，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09页。
[7] 胡靖春：《论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当代意义》，《海派经济学》第29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