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改革与俄罗斯改向说明了什么？
程恩富：您是研究俄罗斯改革问题的著名学者，大作《来自上面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在中国出版后，影响很大。对俄罗斯改革及其绩效的评论，中国存在三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加私有化，本身是对的，只是实施方法太急；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能实现市场化和私有化就是成功，哪怕社会代价再大也是值得的，中国不搞私有化，将来改革收效会小于俄罗斯；第三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问题主要不是方法和步骤，而是在市场化的同时搞了私有化，其短期和长期的社会改革成本都会大于有序的市场社会主义。我是第三种观点的代表者之一。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改革，是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所有制形态、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复归某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形态——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产权形态、按资分配为主体的两极分化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态和依赖西方的开放经济形态。改革的实践已经显示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北京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制度变迁的成败绩效。
北大原校长吴树青最近也撰文指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成败不同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对改革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中国的探索证明：并非实行私有化才能实现市场经济。[1]国内一大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中国社科院王振中、毛立言，人民大学林岗、孟捷，北大智效和、余斌，武汉大学顾海良、简新华等，也持相同的观点。[2]
科茨：在1928年到1975年期间，前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带来了迅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岁月中，这个国家从一个落后的主要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都市工业社会。到上世纪70年代末前苏联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经济进步显著下降，这通过经济增长率以及难以测量的创新率表现出来。
1975年以后停滞开始出现。虽然直到1989年产量每年仍在增加，但真实GNP每年只增加2％。这种停滞在推动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中扮演重要角色，戈氏正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改革派的代表。
虽然戈尔巴乔夫仍在台上，但是叶利钦和他领导的赞同资本主义的同伙却获得了前苏联俄罗斯共和国的政治权力，并能够利用权力着手肢解中央计划。这样虽然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却导致了战后产量的首次下降(1990年下降了2.4％)，由于中央计划全面解除，1991年产量下降加速了(估计下降达到12.8％)，而且很明显是工业的私有化在先。
前苏联人民从来就不欢迎未来的资本主义。虽然他们对苏联体制的许多方面不满，但是1990年至1991年的选举事件持续表明仅仅很少的人支持资本主义。例如，在1991年5月由美国公司进行的一次大样本的民意调查发现，仅仅17％的调查者赞成“诸如美国和德国建立的自由市场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其他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更少百分比的人赞同资本主义。叶利钦和他的同伙并没有向公众说明他们为俄罗斯谋划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但他们自己是建立了一个赞成资本主义的政治同盟。
前苏联有一伙人很清楚叶利钦导演的未来是什么。这伙人就是前苏联制度的党政精英，他们大约10万人，由操纵苏联制度的政党、国家、经济管理机构和其他关键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到1991年这伙人的观点与前苏联大众的观点迥异。1991年6月美国的一位政治科学家对这伙莫斯科精英进行了集中研究，发现其成员的76.1％都带有赞成资本主义的意识色彩。在1989—1991年期间，由于大多数党政精英热衷于搞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强烈支持叶利钦及其赞同资本主义的同盟。前苏联进行的走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是自上开始的改革，是由它自己的统治精英倡导的。
程恩富：我国领导人多次讲过，苏东国家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些国家首先是社科理论和意识形态出了问题。
科茨：还应当分析经济动因。为什么前苏联大多数统治精英抛弃自己借以获得统治地位的前苏联制度呢？霍华德.谢尔曼观察到，前苏联精英阶层在物质上的特权虽然也不少，但远不及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拥有的特权。前苏联精英阶层不能够把他们的职位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除了舒适的家与汽车，前苏联精英阶层成员不能合法获得任何财产。
他们相对高水平的消费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职位。对上级的不满就可能导致降级和失去特权。大多数党政精英成员是注重物质利益和非意识形态化的，他们口头上对官方表态赞成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却没有任何实际义务。一旦为争夺将来社会制度方向的斗争公开化，除了一些真正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和一些趋于保守不愿接受大的改变的人外，这个精英集团成员都为能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成为富有的财产所有者的憧憬倾倒了。
前苏联最后岁月兴起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同盟中，党政精英并不是惟一集团。在前苏联知识分子阶层中还发现一个关键同伙，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简单接受了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这个知识阶层为赞同资本主义的同盟解决了他们面临的关键性难题：怎样在前苏联人民并不盛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赢得选举的胜利。在戈尔巴乔夫实施公开的政策下，大众媒体已渐脱离党和国家的控制，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在媒体中鼓吹“自由市场”能够挽救前苏联经济，而且企业只有私有化，自由市场才能发挥作用。
程恩富：您认为从苏东国家的蜕变和衰落中，我们应当得出关于未来可行社会主义形态的什么教训呢？
科茨：在1985年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时代，对前苏联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企图，却导致了这种制度的终结和前苏联的解体，并且从继任的国家领导人到前苏联共和国都努力寻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有两点：
第一，一个有特权的政治精英操纵制度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稳定的，从长期看它趋于发展成资本主义。可行的社会主义必须有这样的制度，即依靠鼓励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来阻止自我永生的政治精英们的自我强化。
第二个教训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市场的潜在角色。自从20世纪30年代，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前景已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赞同者希望它能够把市场赋予的效率、个体选择和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承诺的社会公正和个体保障联合起来。批评者却警告，市场社会主义将重新产生许多资本主义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宏观不稳定、环境的破坏。
程恩富：我不同意关于“市场化必然私有化”的思维倾向，因为即使在全部是公有制的社会中，也可以实行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如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张薰华所说，市场经济只要公有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并不要求企业的生产资料一定要归私人所有。我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应是多样化的，中国现存的只是一种模式。不要完全受某国现存实践的局限。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强调，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这是颇有见地的。[3]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看到甚至指出：我国有论著因主张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厚望私有化，因强调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因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科学的经济调控，因盲崇美欧日的学术和技术而产生民族自卑(易生缺乏自主创新精神的“被殖民心态”)，这对于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为指导，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项体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早日实现跨越式前进和现代化都是不利的，应当尽快加以消除。
参考文献：
（1）吴树青：《“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引发的几点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11期。
（2）周肇光：《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访经济学家王振中》，载程恩富 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季刊)第6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程恩富 陈士辉：《日本马克恩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载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季刊)第6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1]吴树青：《“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引发的几点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11期。
[2]周肇光：《关注“警戒线”，证伪“洋教条”——访经济学家王振中》，载程恩富 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季刊)第6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程恩富 陈士辉：《日本马克恩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载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季刊)第6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