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节体系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对于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关键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两会”的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发挥“两个作用”，不仅直接关系到促改革、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防风险等“经济新常态”的塑造，也直接关系到完全的竞争性市场机制能否真正解决高房价、高药价、乱涨价、低福利、贫富分化、就业困难、食药品安全、行贿受贿严重、劳资冲突频发、城镇化的质量不高等民生领域的迫切问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又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因此，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关于逐步深化对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认识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如此，我国对经济调节方式的探索也是逐步深化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都把商品、货币、市场当作罪恶的渊薮。如温斯坦莱说：“人类开始买卖之后，就会失去了自己的天真和纯洁”，“互相压迫和愚弄”。[2]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认为旧社会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经济等，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尔虞我诈、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痼疾充分暴露，于是他们推想未来正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
俄国十月革命后，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产生的经济困难，列宁及时提出以“市场、商业”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4]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初步表明，生产力相对落后和社会经济的复杂状况，决定了经济建设不能越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阶段。列宁去世早，之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了严格的计划经济。
建国之初，我国借鉴苏联经验，也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后来，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的多方面探索，[5]但总体上是实行计划经济为主体的体制。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都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改革的客观目标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带领全党勇于探索，他本人也多次论述有关市场经济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之前讲了10次，之后又讲了2次——见《邓小平年谱》，共12次）。1992年，党的十四大终于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充分表明，市场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的有效有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充分暴露的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痼疾。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迅速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大国。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得到一定的完善，但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其一，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其二，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资源过度消费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其三，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其四，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了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与此同时，市场调节本身的不足（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亦明显暴露，比如非法经商、投机交易、生态危机、贫富分化、区域差距、高房价、高药价等等。这表明，我国政府调节的缺位、越位和错位亦大量存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是难以推进的。”[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就空前突出出来，成为当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一个总枢纽。
二、关于市场调节及其功能强弱点问题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内在本质联系，市场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自行调节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市场调节功能会随着国民经济社会化程度和经济外向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客观上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重视价值规律及其表现方式即市场调节的作用。
所谓市场调节，就是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的共同作用，调节商品和资源的供求，引导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流动，并使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相应的分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健康发展。具体来说，市场调节功能的强点或积极效应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均衡功能，即市场引导自主决策个体的生产经营行为紧随现实需求的变化，从而能够在微观层面调节供求关系及其平衡；二是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即市场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引导经济资源向效益高的领域流动，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资源短期调配；三是市场信号传递功能，即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市场供求、竞争强弱等情况，引导生产经营者快速和自主决策；四是科学技术创新功能，即市场可以引导生产经营者改进生产资料、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商品质量，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五是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即市场可以驱使生产者基于局部利益考虑来加强经营管理和内外部的合作，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不过，市场调节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功能弱点。首先，易偏离宏观经济目标。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无序性，市场行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难以关心全社会的宏观经济整体目标和长远利益。其次，调节领域易受限。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采用市场调节。与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不同，在某些因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领域，如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供水、供电等领域，完全采用市场调节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基础研究、国防经济等，试图以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更会引起不良后果。其三，易导致贫富分化。如果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问题完全交给市场来支配，实际上就是交给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来支配，这势必导致“马太效应”的产生。四是产业协调难度较大。市场调节往往促使生产者更关注短期资源配置和短期收益状况，那些回收资金周期长、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往往被忽略，产能容易过剩。五是现实交易成本较大。在日益庞大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供需情况、交易价格等因素相互影响、变化频繁，必然导致市场主体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决策成本、适应成本甚至是纠错成本，使微观个体和社会整体均承担较高的代价。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市场调节功能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萨伊从物物交换的商品经济出发，宣称“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主张市场调节万能论。斯密面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现实，主张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配置资源，其自由放任思想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内在一致为前提，却又囿于巩固资本利益的眼界，难以为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针对垄断资本导致社会生产无序和失控的状态，新老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市场失灵领域的干预和弥补，确认市场功能的多种缺陷。而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则摒弃政府干预，主张“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唯市场化改革”（当代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批评性用语）。总体而言，对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缺陷，西方学者提出了诸如市场结构理论、公共产品论、外溢性或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分配不公等观点，值得重视。在实
践中，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私人的或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乃至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范围、程度并不相同，结果更是迥然有别。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没有约束条件，也不完全是自发地实现。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众多大大小小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以及贫富对立等事实，均证实上述理论分析的客观性，证实市场功能的利弊需要有扬有弃。
三、关于政府调节及其功能强弱点问题
政府行为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政府调节？广义的政府调节涵盖国家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调节，它等同于国家调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危机以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已成为各国经济运行中的常态现象。所谓政府调节，就是政府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手段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目标。政府调节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而没有内在规律可循的，其内含按比例发展和有计划发展等规律。现代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本质上要求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社会自觉地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行宏观和中观的调控及微观规制。政府承担这一职能具有客观必然性。那么，政府调节的功能强弱点有哪些呢？
在宏观层面，政府科学调节功能的优势，在于制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政府调控的首要目标是宏观经济稳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而这恰恰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并不是市场这种手段的优势。”[7]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但一般的市场主体并不关心就业总体状况；物价的稳定决定着市场价格信号的准确，而作为个体的市场经营者往往利用透明或不透明的信号谋利；总供求均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由千千万万的生产经营者的整体行为决定，而一般经营者没有能力和动力维持两者的均衡；国际收支失衡已经对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非公经济关注微观经济收益，难以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企业内部和全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单一市场主体关注的是微观经济效益，难以自觉增进全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学者指出：“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层面，是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建设方面的作用。这方面已远超出了资源配置的范围，不能都由市场决定”。[8]实践也证明，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上，政府能够超脱单个企业出于短期和局部利益而作出的经济决策，因而能够更多地站在全局和整体角度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从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确保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总供求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共同富裕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实现。
在中观层面，政府科学调节功能的优势，在于能够化解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由于政府调节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在产业和区域发展上能够更注重协调发展和综合平衡。与市场调节过于注重资源的短期配置不同，政府调节可以注重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注重投资于周期较长、战略意义大的新兴产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和区域发展战略。比如，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政策等工具来促进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区域经济和“带路经济”（长江带、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先后规划和较快发展，便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调控密切相关。
在微观层面，政府科学调节的功能优势，在于其必要的规制或监管的效能。现代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不能单纯地建立在市场主体的自觉和自律基础上。政府调节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能够更好地规制经济主体的合法和诚信经营，也可以通过准入、惩罚、黑名单制度等经济和行政管理手段，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其中，事先、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视情况不同而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如在最低工资制度、劳动者权益、环保评估等方面，政府利用政策和法规进行规范，便能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这是市场调节所做不好的。
政府调节同样存在着失灵现象。就政府调节功能的劣势和不足而言，主要是与政府偏好的主观性、调节方向的转换机制、部门间的协调和调节承担者的动力机制有关。具体说来，一是政府调节的偏好不当，易于使政府调节的目标偏离全社会的要求。如“GDP”至上的偏好会导致盲目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和忽视民生及生态建设等。二是政府调节的程序不妥，易于使决策走向程序非民主化、措施延迟化和代价增大化，难以及时和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动状况。三是政府调节的配套性弱，易于使调节目标受制于具体执行部门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形成政策性内耗。四是政府调节的动力不足，易于使政府调节的主动性减弱，导致已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迁延日久和难以解决，导致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降低政府调节的效率。实践证明，目前政府非大部制的机构臃肿、过度审批、部门间的推诿、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定令不当”、“有令难行”的现象，使政府调节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四、关于市场与政府调节的不同特点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某些舆论却对此片面理解，甚至进行某种新自由主义的解读。如有文章认为，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认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因此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因此，必须准确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内涵。从总体上，它是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双重调节，只不过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和职能是有区别的，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那么，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作用有什么不同特点呢？
一是在宏微观的不同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强调，要采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来共同矫正某些“市场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9]。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仍会带来消极后果，必须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微观规制，来避免或降低这些消极后果。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货币等经济手段和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投资和消费等市场活动，事先、事中或事后进行各种调节，以实现就业充分、物价稳定、结构合理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微观规制或调节主要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行为管理，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促进社会和谐以及保持生态良好，从而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二是在“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物质资源范围上，正确含义是市场对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与政府对地藏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与政府对不少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相结合。“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价值规律通过短期利益的驱动对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而政府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对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和对地藏资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特殊资源的调控配置。因此，在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中，市场发挥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在某些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中，政府通过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来实现规划配置。而由于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政府则通过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来加强这些资源的调控配置。具体生产经营项目的市场化操作不等于市场决定，因为市场决定的实质是微观经济主体自行决定资源的生产经营项目，而事实上不少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往往先由政府规划决定，然后再进行市场化操作和运营。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在稀土、煤炭等资源配置上实行“市场决定性作用”，结果导致资源的破坏性低效开采和低价在国际上销售，并造成暴富的“煤老板”和矿难频发现象，教训深刻。当前，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大规模产能过剩，居民住房的高房价与房地产“泡沫”并存，都与市场作用发挥过度和政府作用缺位有关。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需要从另外三个方面来分析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作用的特点。
一是关于在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等非物质生产领域资源配置方面市场与政府的作用问题。这就是从第三个角度来分析了。一般文化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可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总体上说，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应与市场的重要作用相结合。教育和文化大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因而通过市场作用来实现相关资源的配置要相对小一些。教育和文化中的许多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智力支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凝聚功能和文化导向功能，它只能通过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以实现非物质资源的高效配置。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文化具有产业性质，但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管怎么改革，导向不能变，阵地不能丢！
二是关于资源配置所涉及的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资源配置仅仅涉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吗？完整地说，资源配置有两个层面，一是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二是私有配置与公有配置。从两种配置关系这第四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与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相联系。在质上和量上占优势的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其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作用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主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11]②如果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再具有主体地位，政府调控能效便会大大削弱，便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国家缺乏保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那种主张既要大卖公有企业，又要大卖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的改革道路，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典型措施。
现阶段，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比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具有更高的绩效和公平。据此，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国有企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关键时刻还得靠它们。美国等西方国家忌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国有企业是支持党的，提供着财力、物力、人力支持，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是我们的一个命门，不能被人家忽悠了。国有企业经营不是完全靠市场决定的，还要靠政治决定。认为国有企业必然就是一种不好的体制，出路只有“去国有企业”、“去国有化”，这是不对的。数百年中外经济实践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就不会像各种资本主义模式那样，时常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以及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即在于以公有资本，还是以私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占优势。
可见，不能只讲混合所有制和非公经济的发展，而不讲公有经济要在改革中做优做强做大；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讲政府的积极作用。那种曲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貌似改革的观点和措施，是极其错误的。从经济学上说，社会主义信念首先表现为公有制信念，以及由此决定的共同富裕信念。并且，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基础中的支柱和主体。
三是关于在分配领域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特点问题。在分配领域，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有什么特点？这就涉及到第五个分析角度。在分配领域，市场与政府在财富和收入的多次分配领域各自发挥较大的调节作用。首先，在初次分配环节，市场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发挥较大调节作用，而政府则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同样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增加，切实维护劳动权益，实现“限高、提低、扩中”的目标。其次，在再分配环节，政府要发挥较大作用，对初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分化等问题进行矫正和调节，促进居民财富和收入的实际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过去，在城市居民住房问题上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结果导致房价大涨，开发商暴富，老百姓意见极大，直到近几年才积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使住房这一重要的民生保障问题出现转机。
[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 [英]温斯坦莱：《温斯坦莱文选》，任国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5页。
[4]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7页。
[5] 程恩富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6] 习近平：《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5月28日。
[7] 周新城：《怎样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1期。
[8] 卫兴华：《把握新一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战略部署》，《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第1期。
[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0] 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根本性区别》，《红旗文稿》2010年第21期。
[11]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