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建昆、程恩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下)

2019-02-03 来源:《学术研究》2018年第12期 作者:高建昆、程恩富

(四)绿色发展体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绿色发展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以“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a

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受到自然界的限制。在自然资源方面,人类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理区域内非常有限。如果人类在较短时期内对自然资源开发过度,经济发展就会因资源枯竭而无法持续。在生态环境方面,自然界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承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理区域内非常有限。如果人类经济活动片面追求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超过自然界的生态承载力,必然损害生态环境的恢复力与稳定性,而整个人类会因此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在绿色发展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自然规律、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系统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发展。在人口层面,不应单从总和生育率的高低,而应从社会总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来制定人口政策。2013、2014、2015、2016、2017年新增总人口分别为668万、710万、680万、809万和737万。我国社会总劳动力的供给已较多地超过需求,表现为就业较为困难,且每年还有700万左右的新增人口,那么,即使总和生育率较低,也不宜鼓励(只是允许)二孩和自由生育;否则,便难以根本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存环境达优和人口素质大幅提升。在理念层面,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科学、精准、全面的培训、宣教与劝导,系统强化绿色发展的政绩观、绿色生产理念和绿色生活理念。在科学技术层面,要系统促进绿色科技创新,并将绿色科技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生态治理、生态监测等各个环节,以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决定“三位一体”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制度层面,要从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绿色发展的执政绩效考核制度等,推进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的完善与执行。

(五)开放体系:要处理好对等高效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

在开放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

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等全面开放是指一个经济体对其它经济体进行程度和范围体现双方对等地位的开放。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一个经济体的对等全面开放符合自身的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的客观要求时,两者表现为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符合经济体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的对等全面开放,能够提高自身经济体系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从而增强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并提升人民福利;另一方面,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能够提高对等全面开放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一个经济体的对等全面开放不符合自身的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的客观要求时,两者表现为反向互动关系。如果一个经济体对其它经济体的经济开放在开放的程度和范围上体现双方对等地位,但由于不符合自身的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的客观要求,这种经济开放的程度越大,范围越广,该经济体自身的经济风险就越高,自身经济体系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就越弱,而人民福利被降低的程度就越大。

在开放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对等全面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克服“为开放而开放”的盲目行为,在扩大开放中注重扩大自身安全系数,积极扩大人民福利。在实体经济开放层面,要全面实施以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略,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在金融开放层面,要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一方面,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和实际操作经验,通过合理限定外国金融资本在商业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和参股条件,以及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与经营范围,科学确定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速度等措施保障金融安全;另一方面,要以贸易强国建设和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为服务方向,优化外债结构,科学确定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适度规模,并稳步探索科学、合理与安全的汇率形成机制体系。在国际经济治理层面,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通过积极参与修订和制定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规则。

(六)经济调节体系:要处理好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

在经济调节方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调节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基于市场价值规律的市场决定作用与基于国家调节规律的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调节体系中,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两种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比例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的实现方式。根据按比例规律,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社会需要的结构与数量按比例地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社会生产层面,各种生产成果要在使用价值结构上与社会需要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各类产业和经济领域的多结构要保持总体上的综合平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能够通过功能上的良性互补和效应的协同进行有机融合,以两者的共同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和高质量发展。

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两者在经济调节的作用机制上有背反的一面。市场调节主要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调节资源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领域的配置,以实现市场主体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因此,在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领域和局部配置领域,市场调节能够有效发挥对资源的良性配置作用,而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调节目标偏差(即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发展目标)、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功能弱点,在一些重要和特殊资源的长期配置领域与全局配置领域,市场决定作用往往失灵。但在这些领域,政府通过上下结合的广泛民主协商的决策体系,对重要经济资源的主动规划配置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从而在事先、事中或事后能及时矫正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现代化经济调节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将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重要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调节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功能良性互补、效应协同、机制背反的经济调节体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a我们必须确立“非全部的市场决定作用”总体调节方针,在一般资源的短期调节领域和局部调节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对一般资源的决定性调节作用,而政府要通过简政放权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要充分发挥政府导向性作用,参与配置公共产品、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并主动规划引导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教育资源、卫生资源、文化资源、城镇住房资源等非一般物质资源的配置,以及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

(七)产权体系:要处理好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

在产权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主体、国有制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体系,正确处理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为提升我国经济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两者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在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经济体系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b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两者能够在科学制定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进行公平竞争,也可以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多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

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两者在国民经济和宪法中的地位存在重要差异。习近平指出,公有制经济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c显然,在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公有制经济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涉及的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公有制经济也为国家安全做出了战略性贡献。同时,公有制经济又为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通过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消除了剥削的制度基础,合理确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能够实现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高比重。而由于受到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非公有制经济分配中的按资本分配原则内在包含了导致贫富分化的趋势,而不利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此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更大的制度空间,并形成了更强协调能力。d因此,我国宪法规定,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主体地位。其中,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与此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应处辅体地位。

在现代化产权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体系,以实现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有机统一。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层面,要通过调整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不断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农业合作经济。在企业层面,要系统增强各类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形成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相互支持、协同配合的创新共同体。既要加强以掌控核心技术和名牌为目标的自主知识产权竞争优势,侧重将国有企业培育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又要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民族企业发展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还要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推动民营企业职工持股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建立诚信经营的奖惩机制,以规范和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有序活力和创造力。

(八)分配体系: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

在分配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围绕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建设,着重处理好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从而高质量地推进财富与收入的合理分配,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分配体系基石。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在,两者都是分配效率的实现方式。按劳分配既实现分配的短期效率,又实现分配的长期效率。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原则将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量做为分配的基本依据。一方面,它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差别,以实现分配促进劳动者积极性的短期效率;另一方面,它能够保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分配的长期效率。作为狭义的(不包括劳动要素)按要素产权分配的基本内容就是按资分配,即把货币、房地产、技术、信息和知识等要素折合成和量化成一定量的资本或股本,再将资本所有者在生产经营单位的出资份额作为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的利润或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作为广义的按要素产权分配,包括劳动这一最重要的主体要素,将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量作为报酬分配的基本依据。它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差别。

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之间的对立性体现在,两者在实现分配的公平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型按劳分配,通过保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实质性贡献,从而较好地实现分配的公平。由于受到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按资分配侧重保持私有剩余价值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而无法实现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从动态看,按资分配具有不断拉大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趋势,因而无法实现分配的公平。

在现代化分配体系建设中,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资分配辅体的关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实现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首先,公有制生产单位(含公有控股的生产单位)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原则。一方面,要从总体上合理确定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以保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另一方面,要科学区分并充分反映劳动者的劳动差别,尤其要充分反映科研劳动、管理劳动和高技能劳动在生产中的贡献。其次,要坚持和完善按要素产权分配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国内外企业出资人的合理产权利益;另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国内外私有制企业(含私有控股企业)劳动者获取合理劳动报酬与享有劳动福利的权利。第三,要坚持和完善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制度。一方面,政府要不断完善为经济发展托底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税收等制度调节过高的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取缔非法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