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扬永久奋斗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曾着重强调了永久奋斗。其中所包含的四层内涵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一是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做怀揣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有志青年。毛泽东说：“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哪有现在你们这样幸福?你们生长的时代很好，是幸福的时代，比起我当学生的时代来，是大不相同了。”[14](p.189)二是发扬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发扬青年党员的艰苦奋斗精神。“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14](p.190)。三是有志青年应永远“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14](p.191)，永久奋斗，他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四是要把永久奋斗的精神，代代相传，把事业干到底。毛泽东说：“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14](pp.193-194)
2018年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15]，强调了奋斗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并指明奋斗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与毛泽东所提出的“永久奋斗”的内涵一脉相承。习近平还着重强调了奋斗为了谁、同谁站在一起，提出：“我们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15]，并要求切实把奋斗精神运用到进行伟大斗争中。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为谁发展的重要问题，强调“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6]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在于发扬永久奋斗的精神。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号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2]，必须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2]，并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五项具体举措。人才支撑措施要与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精神相连，振奋基层干部群众的精神。由此，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工作需要激发奋斗精神，贯彻共享发展理念，需要内外因相结合，努力选拔与培养大批高校毕业生返乡或去乡贡献智慧和才干，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加大选拔高校毕业生村官与选派村第一书记的工作力度，培育一大批致力于农村科研工作的有志青年，使青年们敢于挑重担、挑大梁。
二、 积极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和主体性作用
毛泽东所调查的榔木乡合作社成立初期，党组织内部有社长、采办、会计兼营业员共三人，都体现出苏区领导干部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改乡社时，决定每人月给工钱三元，但三人不受”[1](p.315)。毛泽东评价到：“顾岭村合作社为全县合作社首创，又办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称。”[1](p.316)毛泽东非常重视在苏区设立合作社发展的榜样，通过榜样的模范作用和收集的经验来带动苏区其他落后区域的共同发展，并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为全国非苏区带来榜样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1](p.287)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还强调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树立勇于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认为做好农村工作的第一要义就是“第一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pp.15-16)。而眼睛向下的关键，在于充分理解与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p.17)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第一部合写的重要哲学著作《神圣家族》中，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曾指出：“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6](p.285)“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6](p.286)在历史上，我国农村就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解放后，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进行了伟大的合作化、集体化实践，并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农工商并举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发扬创造精神，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层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小岗村与南街村、塘约村、代村、战旗村等不同类型并存的创新性发展模式。
其中关于山东代村模式，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时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人民日报》1月22日和23日报道的山东省代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代村原先是一个贫穷落后村，民心散，村风乱，是远近有名的‘上访村’，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王传喜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后，率领党支部带领群众把一个既贫困又涣散的村发展成为集体经济强大、村民共同富裕的村。2017年全村各业总产值20多亿，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5万元，村集体资产增长到12亿元。王传喜同志也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我们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同样要求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抓乡促村，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2]。可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乡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乡村领导核心作用，带动亿万农民继续发扬创造精神，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此外，四川战旗村全面落实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视察该村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领航强堡垒、改革兴村激活力、乡村振兴谱新篇，充分发挥党总支的“火车头作用”，让战斗的旗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实践中高高飘扬。截止2017年，战旗村集体资产达460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462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53元，成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示范村。
三、 重视农村调查，改变固化思想和腐化思想
重视农村调查是毛泽东开展农村工作的基础。毛泽东认为调查是解决问题的必经过程。他形象地把调查比作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调查过程要注重有始有终，切忌停留在表面问题，研究不深入，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准确的结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p.2)，是毛泽东对“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节中的重要表述。毛泽东曾总结说，“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1](p.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的不足是偏于城市而忽视农村的力量。这也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原因。虽然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大约已经占到了60%，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将进一步下降，但是“三农”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地位不会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基础性地位不会变，多数农民仍然居住在乡村的国情也不会变，这都需要持久地深入调查并完善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即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重点强调过一部分同志“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1](p.8)的保守问题，着重批判了“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1](p.8)的作风问题。他提出要大声疾呼改变这些同志的保守思想，以此“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p.9)。目前，由于改革以来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落实有偏差，很多干部形成了重“分”轻“统”的固守思维，往往“一分了之”“一包了之”“一流了之”，造成了“集体观念日益淡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比较普遍，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乡村秩序的基础受到冲击。”由此，集体化、集约化经营的链条被严重割裂、土地抛荒现象随处可见的严重问题。例如，有些农民虽然早已不以种田为生，对于获取土地流转费用也没有很高的热情，甚至是热衷于等待城市资本下乡以期土地升值，由此造成了农民宁可土地抛荒也不愿意流转的现实问题，极大地阻碍了规模经营、机械化经营和土地资源利用效果。这些问题亟待各级干部深入调研，并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此外，在1941年4月《农村调查》的跋中，毛泽东预见性地提出共产党员可能会被资产阶级腐化以及形成资本主义思想，并要求时刻警惕。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p.20)。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拍蝇”行动中，加大对农村基层腐败和扶贫领域腐败的惩处力度。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
四、 注重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实用性，推进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
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完成的《寻乌调查》中，开篇就谈到失掉别的任何东西都不着急，但失掉之前所做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的七处系统的农村调查，让他时常念及并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谈到爱人杨开慧被杀害时，也很在意杨开慧手中的五个农村调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损失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田间地头调查的重视，以及对于数据汇总与分析的重视。幸运的是最大规模的《寻乌调查》得以完整的保存，其中包括5章39节共8万多字，涉及了寻乌的行政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五大方面内容。这是因为，“《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的调查研究思想与方法，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7]
毛泽东通过对寻乌所辖的七区四厢十二堡的调查，得出了非常详尽的数据。在对于寻乌的交通调查中，把水路、陆路、电报、邮政等交通方式都一一理清。毛泽东对于寻乌的商业目录的调查更具代表性。他把门岭到梅县的生意、安远到梅县的生意、梅县到门岭的生意、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货、寻乌的重要市场，都用个数、重量、价值、种类等数字单位来表示。特别是详尽、完整地列举了寻乌城的商业门类。如，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伙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手饰、大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娼妓、同善社等。其中，杂货又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等131种，水货列举了咸鱼、海带、糖等39种并把其价格、用途分别进行说明，还梳理了各类水货的销量，并分为11种使用较多的门类和28种使用较少的门类。此外，对于农村人口成份和旧有土地分配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毛泽东不仅重视数据的完整性，还非常重视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并不避讳存在的问题，敢于实事求是展开自我批评。例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明确指出：“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1](pp.42-43)。
现代农业的发展更加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农业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信息化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零售、益农信息社建设、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农业农村大数据实践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新时代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到2017年底，或建成益农信息社超过8万个；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示范扩大到9个省份，相继推出了426项农业物联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18]。但对于大数据的自主创新、数据资源共享、大数据与农业社会治理的融合度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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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N].人民日报，2018-02-15.
[16]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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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小兵，康春鹏.聚焦聚力 推进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N].经济日报，2018-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