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是根本要求
“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马克思把劳动比作太阳，足以彰显劳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而价值的创造又构成价值分配的前提与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仅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元分配格局，逐步形成了涵盖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和社会再分配的财富收入分配体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按资分配等分配方式快速发展，带动了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积累。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合理地拉开收入差距的同时，又可以防止两极分化。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但也出现“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胡锦涛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且“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以便有效应对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
习近平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依托市场机制、政府调节与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不断推进社会公平与共享发展。其中，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核心体现，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前提在于扩大就业规模与提高就业质量。通过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型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国不断拓展新的就业空间；同时，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的完善也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在新产业与新岗位中的适应能力与报酬水平。完善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样至关重要。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修正案》，通过扩大专项附加扣除和优化税率结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改善贫困地区社会福利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中国正不断缩小地区与城乡收入差距。
（二）中西方分配制度差异与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制度的弊病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强调依据劳动贡献的数量与质量进行分配，突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可以激发劳动积极性与创造力，并在制度层面避免收入与财富的过度集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的简称。劳动（准确表述应为劳动力或劳力）、技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国民财富及其货币表现即收入的创造，但非劳动生产要素本身并不因此获得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而是要素的拥有者凭借其产权及其份额获得财富和收入。”经过持续的改革推进，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相结合的多元化分配格局。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按资分配制度建立在资本所有权基础之上，其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的占比，而非劳动的数量与质量。资本所有者因掌握生产资料而获得生产控制权，并依据资本投入规模取得相应回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按资分配机制不断成熟并趋于复杂化。金融化和资本市场扩张使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者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获取更广泛的资源与利润，从而扩大按资分配制度的影响力并巩固资本收益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按资分配制度在促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资本收益快速增长，而劳动收入增幅相对滞后，使资本所有者的财富累积显著快于劳动者。第二，社会不平等加剧。资本占有者在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收入较低群体难以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导致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第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影响。在按资分配制度下，财富过度集中和有效需求不足易诱发经济危机，金融泡沫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加频繁。第四，劳动者地位弱化。资本在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使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往往压缩劳动成本、降低工资水平，并通过全球产业外包进一步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加剧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与竞争压力。
（三）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的实践经验可以归结为：推进工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保障劳动者权益；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收入来源多元化，优化分配结构。
第一，通过引入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优化薪酬结构，强化企业薪酬竞争力与员工激励。政府以宏观调控和税收政策为手段，引导收入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和基础性行业倾斜，并通过加强就业服务、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保障农民工权益，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通过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以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强劳动力培训为重点，实现了大规模减贫，低收入地区居民收入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使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持续提高。第三，通过扩大全民医保、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逐步完善多种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资本、土地等要素分配机制不断健全，再分配体系与社会福利制度持续完善。
未来，推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一，应在保障基本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推动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等挂钩，增强劳动收入弹性。同时提升资本收益分配的透明度，优化股权激励和分红机制，开征退籍税和遗产税，调整资本利得税，使资本收益在制度上更加公平合理分配。第二，要加强劳动法治建设与市场监管，完善劳动保护制度，强化工会和社会组织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作用，推动企业与劳动者开展制度化对话，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第三，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税制调整、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特别关注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收入与保障需求。通过完善全民医保、养老保险等制度，提高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第四，应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农村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劳动技能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措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
六、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是根本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传统的计划经济调节机制被国家主导下的多元调节体系所取代。国家主导型的调节制度要求“构建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发挥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形成的在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高质量结合”。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党全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了广泛探索。通过逐步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直接管控，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信号，商品与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开始由市场供求关系调节，从而为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奠定了基础。但“未能及时加强管理监督和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导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随着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江泽民提出加快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市场调节体系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探索构建现代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货币政策逐步运用市场化工具，提高了金融调控的灵活性，由此形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轨并行的宏观调控框架。然而，由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性不足，经济运行中仍出现信贷过快扩张、投资过热、“物价上涨幅度比较高”等问题，宏观调控体系的稳定性和前瞻性也急需进一步完善。同时，分税制改革在增强中央财政能力的同时也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相对不足，地方政府为弥补财力缺口日益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由此“土地财政”逐步形成。胡锦涛指出，“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他还强调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防止过度依赖市场机制而引发市场失灵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通过扩大投资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稳定了经济运行，但也带来地方债务攀升、结构性风险累积等后续问题。
习近平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1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放管服”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与优化服务的系统性转型，一方面显著改善了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社会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了政府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提高了行政效率与政策执行能力。随着市场机制在一般经济资源短期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政府的功能更加集中于战略资源长期配置、宏观调控、市场规则建设、公共风险管理等领域。其中，金融与资本市场因其高风险性与系统重要性，成为政府宏观治理的重要施治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018年国务院决定由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监管，推动金融治理体系更加规范化、法治化与现代化。
（二）中西方经济调节机制差异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缺陷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为经济长期高速而稳定地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唯市场化、泛市场化调节模式不同，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国家调节为主导、政府与市场双重调节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全面领导和“顶层设计”作用，通过五年规划、年度规划、地区规划、部门规划和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明确重要资源配置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同时，政府还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方式稳定经济运行。其中包括保持国有企业在重要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保证了国家对关键资源与战略性产业的有效控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价格改革、简政放权和产权制度改革等，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使市场在非战略性领域的短期资源配置中逐渐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市场调节的某种决定性作用与国家调节的某种主导作用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制度设计中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市场决定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最有效方式，政府调节的范围较小、力度较弱。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并非抽象的“市场决定”，而是具体体现为企业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自主决策权，即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定价等核心环节上拥有自主权。当大部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都由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而有权作出独立选择时，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市场决定一切经济资源和非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价格形成，政府的职责只是保持市场秩序和公正竞争。但实际上，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就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达，其背后实质是私人企业，尤其是寡头垄断资本对经济运行过程的主导。新自由主义理论通过“市场”之名掩盖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实际权力。与此同时，市场调节机制本身存在先天局限，如市场失灵、短期主义倾向以及周期性波动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控手段相对有限，主要依赖货币、财政与税收政策，这些工具往往具有滞后性和短期效应，难以在深度危机中发挥系统性治理能力。在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的制度逻辑下，企业决策普遍呈现短期化，更多关注即时盈利而忽视长期投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由此造成资源过度消耗、投资结构失衡等问题。高度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则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波动性，易引发资产泡沫和周期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生的不稳定因素。
中西方经济调控机制的根本差异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唯自由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其宏观调控主要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体系相对单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与局限性，易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收入分配失衡及生态环境恶化等结构性问题。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形成了更加多元、灵活和及时的调控体系，客观上是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与市场调节的功能性高效结合。政府能够通过规划引导、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法规、监管制度、公共投资及必要的行政约束等多种手段进行动态调节，不仅有效维护经济的稳定运行，还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公平，展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能。
（三）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整体上呈现利大于弊的领域，应主要依托市场的自发运行，政府仅在必要时发挥补充性矫正作用；而凡是市场机制预计或事实上已出现失灵与弊端的环节，则必须由国家承担起事先事中事后相衔接的调节职责，以维护国民经济的有序高效运转和民生共富的积极提升。实践证明，只有更好地坚持市场与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将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发挥市场调节在一般经济资源短期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功能，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要素在产业间自由流动，调节供求关系，从而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与创新动力的形成。然而，市场调节也存在固有局限，如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短期行为偏好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的倾向等，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第二，发挥国家在调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在长期性、战略性资源配置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并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稳定经济运行，通过社会保障与税收政策维护社会公平，通过产业政策与科技投入推动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当然，国家调节亦可能面临行政低效、官僚化倾向和政策执行滞后等问题，需要持续改进治理能力与政策体系。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未来，第一，中国应加快建设法治经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完善市场机制必须以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基础。应推动形成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的市场监管体系，优化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提升市场运行的公开、公平与可预期性。第二，应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更好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应加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法治化和决策透明度，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赋能、跨部门协调机制建设和公共治理能力提升，使政府能够迅速应对经济波动，增强政策的协同性、稳定性与长效性，确保公共资源、重要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国家仍需保持必要的调控和治理能力。政府应通过改革提升治理效能，避免无效干预，加强对市场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监管和规则制度建设，以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重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七、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是根本战略
对外开放战略旨在通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然而，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封锁加剧以及知识产权争端频发，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处于起步阶段，呈现出以“引进来”为特征的开放格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制度先行探索与吸引外资的重要任务。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外贸体制改革，鼓励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市场，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外资技术、管理经验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在此背景下，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一方面，中国继续深化“引进来”战略，不断扩大开放范围，逐步形成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协调推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具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在“走出去”初期，企业的对外出口多集中于低附加值制造业，高端制造与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发达国家。针对这些问题，胡锦涛指出，“必须大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选择一些有基础、有优势、有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方向和领域进行攻关，尽快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此后，中国从以“数量型”吸引外资转向“质量型”利用外资，重点吸引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鼓励优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等方式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在多双边层面，中国加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先后完成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等经贸伙伴的自贸协定谈判。但此时，出口贸易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自主品牌竞争力仍需加强。同时，个别大型资本集团在境外投资中存在盲目扩张、缺乏风险评估等问题，暴露出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制度、管理与战略层面的不足。
习近平进一步深化了对外开放战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自贸区建设、多边贸易合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首次被提出，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式，推动中国与共建国家构建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截至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合作，成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与区域融合的重要国际公共平台。第二，2020年5月我国正式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强调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和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增强国内市场的韧性；国际循环以国内循环为基础，强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该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加大对消费领域的政策支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科技创新步伐，推动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发展。第三，自贸区是新时代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重要载体。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相继落地，自贸区的数量与制度创新空间不断扩大。2018年设立覆盖全岛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中国自贸区制度从试验探索迈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
（二）中西方对外开放制度差异与资本主义不平等国际分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已经经历了“引进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自主创新”三个阶段，并逐渐步入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阶段。自力主导型对外开放更加强调在开放条件下提升国内经济体系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其核心在于以自主创新引领高质量开放。一方面，在继续推进技术引进、吸收与再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高效；另一方面，鼓励具备实力的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市场，通过海外投资、跨国经营与全球治理合作嵌入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力、塑造新优势。自力主导型开放不是封闭，而是依托国内强大市场和创新能力，通过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协同推进，促进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更强韧性和更具战略主动性的开放格局。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制度表面上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一体化，实质上以维护本国私人垄断资本优势为核心目标，其开放模式深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之中。所谓“自由市场原则”“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主张，往往被用作推动资本跨境扩张的工具，使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跨国公司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攫取利润。一旦其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迅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金融打压等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实践催生了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发达国家掌握资本、技术、标准、金融货币体系以及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要素，主导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产业链中主要承担原材料供应和低附加值制造环节，依赖外资、技术和市场获取有限收益。在此世界经济体系中，技术垄断、制度性贸易规则与金融霸权共同构成发达国家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机制。发展中国家往往以高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代价换取有限的出口份额，陷入利润空间狭窄、产业升级困难的结构性困境，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与受损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构建并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一体系强化了全球南北差距，导致资源与环境成本由发展中国家集中承担，同时加剧社会不稳定性与国家间矛盾。眼下美国发动的关税战、科技战等更是损害了世界经济的正常良性发展。与此不同，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强调互利共赢、包容发展和战略性合作。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一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倡导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外部发展环境。
（三）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的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并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同时强调自主可控与独立发展，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和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提升全球竞争力。其实践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自主创新与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外资结构，推动内外资协同发展；推进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建设；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统筹国家安全。
第一，推动科技创新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自主创新提升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强化系统性布局与研发投入。通过实施“自主可控”的技术战略，中国逐步降低对外部技术的结构性依赖，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向自主研发的转型，逐步突破外部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第二，优化外资结构，促进内外资协同发展。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更加注重外资质量与结构优化，鼓励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通过推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深度融合，提高外资在本土创新体系中的参与度。同时，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投资合作提升企业的全球布局与国际竞争力。第三，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中国着力强化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内生增长动力，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提升经济韧性。在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使国内资源配置与国际市场联动更加高效，形成相互促进的开放发展体系。第四，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提升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跨国互联互通能力，从而拓展开放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第五，注重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统筹平衡。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同时，中国更加强调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通过构建关键领域的风险防控机制，确保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同时维护战略自主与制度安全，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未来，中国应继续深化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在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内外循环联动效能的基础上，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与制度性话语权。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突破技术瓶颈。应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技术体系。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水平，夯实中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优势。第二，深化国内大循环，提升国际大循环质量。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依托，通过促进消费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经济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和科技链的高质量联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深度融合与互促共进。第三，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力与塑造力。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实施产业政策和深化区域合作，促进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逐步实现从全球制造中心向全球创新枢纽的战略转型，努力培育“控股、控技(核心技术)、控牌(品牌)、控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四控型’跨国公司”。第四，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维护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应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预警和监管体系，提高境外投资质量与可持续性。通过规范跨境资本流动、强化金融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相统一。第五，深化国际贸易合作，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中国应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中的制度性影响力。通过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均衡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发声，提升中国在规则制定和治理议程设置中的话语权。
原文链接：https://www.xueshujie.net.cn/upLoad/magazine/month_2602/20260209144819183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