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国家一资本”关系上，新帝国主义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极力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因为经济“滞胀”久拖未解，凯恩斯主义被政府弃置不用或少用。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适应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化拓展的需要，而成了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宠儿。新自由主义是在金融垄断资本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上层建筑，从本质上看，它就是维护新帝国主义统治的政策依据和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的旗手，二人推崇现代货币主义、私有产权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执政期间推行私有化和唯市场化改革，随意放松政府监管，削弱工会和工人阶级维权的反抗力量。里根就任总统后，立即批准成立了以布什副总统为主任的撤销和放宽规章条例的总统特别小组，该小组主张的法令规章涉及生产安全、劳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等。里根政府还和大资本家联手打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工会，解雇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使得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更加被动。所谓的“华盛顿一华尔街复合体”(Washington-Wall Street Complex)表明：华尔街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美国政府事实上已成为金融寡头谋取巨额经济政治利益的工具[25]。因此，能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不是选民的选票，更不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而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及其军工复合利益集团。财力雄厚的华尔街财团通过提供竞选献金和操纵媒体，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进程和政策议题。由于被垄断利益集团套上了“紧箍咒”，美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良吐发展和改善社会民生方面很难有所作为。年收人几千万美元的华尔街高管和美国政府高官的身份可以相互转换。例如，第70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曾供职于高盛26年，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任高盛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特朗普政府的不少高官都是垄断企业的高管。正是由于“旋转门”机制的存在，即便政府出台相关金融监管政策，也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华尔街金融财阀的利益。而且，每当出现金融危机时，政府还要对华尔街垄断寡头提供紧急援助。有美国学者经过调查发现，美联储曾用秘密的应急贷款来满足华尔街大型利益集团的需求，包括大力支持那些列席地区联储银行理事会的银行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五大投行中的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但是高盛却幸免于难。其主要原因：一是政府紧急给予高盛商业银行控股公司地位，此举使高盛从美联储获得海量救命资金；另一个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做空金融股[26]。
4.在“国家一国家”关系上，新帝国主义的霸主—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攫取全球财富
1944年7月，根据美英政府倡议，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体系，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统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构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27]。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代英镑在全球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特殊优势，决定了美国处于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据统计，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的70%，国际贸易结算的68%，外汇交易的80%以及国际间银行业交易的90%[28]。由于美元是国际公认的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美国拿着几乎是零成本印刷出来的美元，不仅可以兑换他国实实在在的商品、资源和劳务，维持长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且可以进行跨国投资、并购他国企业，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在美元霸权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还可以通过输出美元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并能利用美元和美元资产贬值减轻外债。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指出，美国国际收支账户中，其中海外净收人2001年为6583亿美元，2003年为8426亿美元[29]。美元霸权还造成了财富从债权国向债务国转移，即穷国补贴富国的不公正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垄断企业控制了全世界80%的专利和技术转让及绝大部分国际知名商标，并因此获得了大量收益。据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于2018年1月发布的《2018年科学工程技术指标》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知识产权跨境许可收人总规模达到2720亿美元，其中，美国是最大出口国，知识产权出口额占全球总量高达45%，欧盟占24%，日本占14%，而中国占比不足千分之五。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由2001年的19亿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286亿美元，知识产权跨境交易的逆差超过200亿美元，同期美国对外许可知识产权每年净收人都接近或超过800亿美元[30]。
列宁指出：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31]】
当今世界，新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领域已形成新的各种同盟和霸权关系。从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四个特征表现为：“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同盟，形成全球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
1.以七国集团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同盟
现今新帝国主义的国际性垄断经济同盟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是以美国为主导，G7(1975年美、英、德、法、日、意六大工业国成立六国集团，次年加拿大加人形成一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及其垄断组织为协调平台，并以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配合机构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架构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高级的由美国操纵的，服务于其全球经济政治战略利益需要的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同盟。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一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诞生，担当了加强西方共识，抗衡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抵制南方欠发达国家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呼吁的重任[32]。随着新自由主义上升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理念，这些多边机构和平台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和扩展的推动力量。它们根据国际金融垄断寡头及其同盟的意愿，软硬兼施，不遗余力地诱逼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脱实向虚的自由化、生产要素的私有化、事先不监管的唯市场化和资本项口下的自由兑换等，以方便国际游资进出，通过制造泡沫经济和金融投机，伺机掠夺和控制他国经济，从中牟取暴利。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承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着‘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33]】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引诱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当这些国家因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陷人危机或困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再以提供贷款援助相要挟，附加各种不合理条件，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加大新自由主义改革力度。1978-1992年，有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34]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拉美债务危机强迫这些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1979年，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便推动短期利率从10%上升到15%，最后升到20%以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债务与美国利率挂钩，美国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世界债务国一年多付40亿一50亿美元利息。1981年下半年，拉丁美洲每周要借人10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利息；1983年拉丁美洲差不多拿出口收益的一半来偿还债务的利息[35]。拉美国家迫于还贷压力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其主要内容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贸易金融自由化，厉行压缩民生福利的经济紧缩政策，减少垄断企业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投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援助时附加了很多条件，其中包括允许外资持有股份由23%放宽到50%，到1998年12月进一步放宽到55%，允许外国银行在韩国自由设立分行和分支机构[36]。
2.以北约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军事和政治同盟
北约集团是一个在冷战时期美国首先发动成立和主导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军事同盟。冷战期间，北约是美国用来主动遏制和抗衡苏联东欧国家，影响和控制西欧国家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华约解散，北约成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口标的军事组织，“一霸数强”型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
【“只有美国才能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需要我们有值得信赖的武力威胁作为外交的后盾。”[37]】
1998年12月美国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毫不隐讳地声称，美国的口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38]。2018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马歇尔基金会”的演讲时明确宣称：
【“美国没有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是在主权国家而非多边体系的基础上重塑二战后的秩序……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不会放弃国际领导地位和我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盟友……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者地位……美国想要领导世界，从现在直到永远。”[39]】
为了称霸全球、领导世界，美国极力推动北约东扩，扩展势力范围，以控制中东欧，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在美国的操纵下，北约已然成为其实现全球利益的理想军事工具。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多国部队向南斯拉夫联盟发起大规模空中袭击，这是北约成立50年来第一次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1999年4月，北约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正式通过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其核心内容：一是允许北约对防区以外“涉及共同利益的危机和冲突”进行集体军事干涉。这实质上是把北约由“集体防御”性军事组织变成一个所谓“捍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进攻性政治军事组织。二是北约的军事行动无须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40]。
除了北约之外，美国通过双边联盟条约形成的军事盟友主要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在其军事盟友国家里都建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成为新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全球各地区形成军事威胁和挑衅，导致不少“热战”“温战”“凉战”“新冷战”，加剧新的军备竞赛。而新帝国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和反恐双重标准，又造成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盛行。
3.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霸权
除了经济同盟及其霸权和军事同盟及其霸权之外，新帝国主义的特征还表现为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霸权主义。约瑟夫·奈强调“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而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41]。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资本、科技和市场优势对其他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渗透，提出“以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涉主义”理论。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把美国文化塑造成世界的“主流文化”[42]。
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国际舆论场，输出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以达到尼克松所说的“不战而胜”之战略口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众所周知，价值观的渗透通常是缓慢的、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传播途径往往潜藏在学术交流、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之中。例如，好莱坞就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传声筒”，“好莱坞的电影在向世界各地炫耀着美国的优势，并试图通过这种渠道达到其文化征服的口的”[43]。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艾伦·福斯特·杜勒斯说：
【“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44]】
基金会和智库也是新自由主义向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朝圣山学社、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等通过资助研讨会和学术组织的方式，积极参与推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列宁曾指出，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45]。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美国“独占垄断权”，其他强国和大国无意亦无力与美国全面抗衡，个别国家如日本等曾试图在经济和科技上挑战美国的“垄断权”，但最终一败涂地，后来欧元的出现，也未能动摇美国霸权。在军事方面，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更加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气焰。借助于经济、军事、政治寡头垄断同盟以及文化软实力，美国在全球推销普世价值观，煽动别国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通过制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打开他国金融开放的大门。而当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遭遇挑战时，美国就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和经济制裁，甚至威胁或实际发动军事打击。其中，美元、美军与美国文化是美帝国主义实施霸权的三大支柱，并形成互相配合利用的“硬实力”“软实力”“强实力”(经济制裁)、“巧实力”[46]。
要言之，“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同盟，成为内外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也大大增强了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霸主的地位。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和掠夺的、寄生和腐朽的、过渡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表现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47]。新帝国主义排斥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必要调节，推崇私人垄断资本自我调节，维护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导致一国和全球的各类矛盾时常激化，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等)、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成为“流行病”，社会矛盾激化造成危机频发，各种危机与资本积累交织并行，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
从经济本质和大趋势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三大特性表现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
1.新帝国主义是垄断和掠夺的新型资本主义
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建立在巨型跨国公司基础上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生产垄断和金融垄断是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生产和资本集中生长起来的，其垄断程度更深更广，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以汽车业为例，汽车行业的5大跨国公司几乎占据世界汽车生产份额的一半，而前10大企业的生产份额占全球汽车生产的70 %[48]。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控制了全球的主要产业，而且垄断几乎所有的原材料来源、各方面的科技人才和熟练体力劳动力，霸占交通要冲和各种生产工具，并通过银行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以及种种股份制，支配和占有更多的资本进而掌控着全球的各种秩序[49]。如果以市价总值、公司收人及资产等衡量，世界各地的经济集中度都在上升，百强公司尤甚。2015年全球百强公司的市值是排名最后2000家公司的7000多倍，而1995年只有31倍[50]。根据2018年7月19日《财富》世界500强公布数据统计，2017年，世界500强(不含中国公司)的380家企业的营收达到22.8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9.3%，总利润则达到创纪录的1.51万亿美元，利润率同比增加了18.85%[51]。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两项指标的上升集中体现了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由于经济全球化、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劳工构成了三重挤压，利润相对于工资迅速增长[52]。1982-2006年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1.1%，不仅远低于1958-1966年的2.43%，而且低于1966-1982年经济下行时期的1.68%。工资萎缩转化为公司的利润，推动利润份额在此期间上升了4.6个百分点，对利润率回升的贡献率高达82%。可以肯定地说，“劳动挤压”对利润率回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53]。而且，自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虽然低于1997年的峰值，但还是明显高于处于低谷时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的水平[54]。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控制和掠夺，其“掠夺式积累”特性不仅体现在剥削国内劳工，更体现在对其他国家的疯狂掠夺上。其形式和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金融掠夺。垄断寡头“通过金融化的方式控制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原材料生产国和进口国，攫取巨额暴利；或通过资本的大规模流人和流出，制造金融泡沫和危机，影响他国经济和政治稳定；或通过金融制裁的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口的”[55]。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衍生品泛滥，而政府监管滞后又助长了非生产性投机交易浪潮。一小撮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受益于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并从中攫取了与其数量不成比例的社会财富。
第二，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自“撒切尔一里根主义”成为很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理念以来，最近40年全球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私有化(民营化)运动，很多欠发达国家的公共资产落人私人垄断资本和跨国垄断企业手中，全球财富不平均水平亦因此飘升。最新发布的《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私人财富普遍增长，与国民收人之比从200%-350%增长至400%-700%。相反，公共财富几乎都呈下降趋势。美国与英国的公共财富在近年下降至负数，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公共财富也仅仅略高于零。有限的公共财富限制了政府调节收人差距的能力[56]。
第三，强化“中心一外围”格局。新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在贸易、货币、金融、军事和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强化“中心一外围”格局，并借此不断榨取外围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财富，从而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保证其发展和繁荣。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对一般利润率具有正效应[57]。环顾全球，只有霸权国家才能借助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将不发达国家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转变为自己的国民财富。因此，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积累的结果，不仅在美国、法国等国内表现为垄断剥削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民生受损(波及80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抗议“1%与99%”贫富对立、波及多国的“黄背心运动”等均为表现)，而且在全球表现为一极是中心国家总财富和洁净(生态环境财富)等的积累，另一极是众多外围国家相对贫穷、污染等的积累。2017年作为中心国家的一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高达36.73万亿元，占全球的45.5%[58]。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3》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底层35亿人的资产总和。也就是半数人类的总财富[59]。
2.新帝国主义是寄生和腐朽的新型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60]】
新帝国主义时代，食利者阶层人数剧增，食利国的性质更加严重，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寄生和腐朽的态势进一步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依靠美元、军事、知识产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等掠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是全球最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国家。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为例，中国把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美国，美国无须生产这些商品，只需印钞票即可。然后，中国赚来的美元又只能去购买美国国债等虚拟资产，为美国的借贷消费和对外扩张融资。美国输出到中国的是不能保值增值的有价证券，而中国输出到美国的主要是实体性商品和劳务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显示：美国是全球获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损失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2011年，美国霸权红利总量73960.9亿美元，占GDP的比例达到52.38%，平均每天获取的霸权红利为202.63亿美元。而中国总计损失36634亿美元，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61]。
第二，军事开支增长，人民负担加重。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大规模刺激先进武器的科技研发和军工产业不断扩张，因而“垄断资本所支持的军工综合体以及在殖民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霸权，促使西方国家任性地干涉他国事务”[62]，由此，新帝国主义成了地区动荡和局势不稳定的始作俑者和战争的发动机，在过去30年，美国在13场战争中花费了14.2万亿美元[63]，而美国人民的医疗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因财力不足而受阻。高昂的军费开支成为国家和人民沉重的负担，而寄生于军火产业的垄断企业却因此而发财致富。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2018年美国军费支出为6430亿美元，2019年将达到7500亿美元，超过紧跟其后的8国军费总和。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了海湾战争(199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1年至今)共六场战争[64]，这是垄断导致经济政治腐朽和寄生于战争的一种表现，是反文明、反人道、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野蛮行径，表明新帝国主义是战争频发的首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