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坤**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我国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它的解答，极大地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当代命运，关系到民族复兴进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江泽民曾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个“伟大的创举”离不开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程恩富教授提倡的“双重调节”思想以其严密逻辑、宏阔视野和系统论述，历二十余年时间淘洗，愈显其夺目的理论光辉，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本文试就其内在理路做一个简要分析，期有助于推进对“双重调节”思想的深入理解，并推进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思考。
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双重调节”思想，是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或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国家计划（规划）、财政、货币政策等手段的调节作用，将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看作一个有机的功能性组合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又要用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作用较大的高效市场即强市场、作用较大的高效政府即强政府这一‘双高’、‘双强’格局。”[1]理论发展史表明，对市场与政府各自功能的不同认识，是导致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提出不同模式的直接原因。对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分析，同样构成了“双重调节”思想的逻辑前提。深入理解“双重调节”思想，也就首先要深入理解其在市场与政府作用方面的精深分析。
概括起来，程恩富教授关于市场与政府不同作用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市场与政府功能强弱点的分析。1990年，程恩富教授就详细分析了市场与政府的功能强弱点，提出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分别具有五大功能强点和四大功能弱点。市场调节的五大强点是：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利益驱动功能；四大功能弱点是：市场调节目标偏差、市场调节程度有限、市场调节速度缓慢、市场调节成本昂贵等功能弱点。国家调节的功能强点有：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同时也有四大功能弱点：国家调节偏好主观、国家调节转换迟钝、国家调节政策内耗、国家调节动力匮乏。这些分析至今都是非常全面而深刻的，经受住了实践与逻辑的双重检验，奠定了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模式最基本的逻辑前提。正如程恩富教授自己所言，“国家调节的良性功能确立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其不可完全避免的功能弱点，又决定了必然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2]后来，在《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中，程恩富教授又将市场调节四大功能弱点发展成五大功能弱点说，即：易偏离宏观经济目标、调节领域易受限、易导致贫富分化、产业协调难度较大、现实交易成本较大，从而更加明确和完整了。这种穷究入微、发现真理就坚持如一、并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人学习。
第二，关于市场与政府作用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多数学者的思考集中于上一层面，很少有学者进一步思考：既然应将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如果市场调节作用与政府调节作用两者是此消彼长或截然对立的呢？因此，弄清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是经济调节模式重要的逻辑前提。对此，程恩富教授又进而分析了两者的辩证关系，鲜明提出两者具有“功能互补性”、“效应协同性”和“机制背反性”“三性”说。就功能互补性而言，包括层次均衡上的微宏观互补，资源配置上的短长期互补，利益调整上的个整体互补，效益变动上的内外部互补，收入分配上的高低性互补等等。在单个经济单位的活动、普通资源的短期配置、收入和利益的日常调整以及一般的经济行为方面，市场调节的功能明显强于国家调节，但也要求注入国家调节因素；在产业结构、国民经济总量、社会的所有制结构、重大的工程、最主要的产品、重要资源的长期配置以及收入和利益的较大调整方面，国家调节的功能又明显强于市场调节，但也要求注入市场机制因素。不仅如此，市场与政府在协同范围、协同方式和协同走向上均能很好实现功能兼容。这样，就从理论上给出了市场与政府的调节作用应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充分条件。
第三，关于市场与政府作用结合点的分析。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社会功用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将现实实践作为理论的活水源头，坚持理论的现实指向，反对“黑板经济学”。这里，就涉及到必须找到市场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着力点问题。
“双重调节”的结合点就是程恩富教授创造性提出的“四维空间型结合态”理论。所谓“四维”，是指产品维、产权维、地区维、时间维。其中，每一个维度又包含丰富的内容。例如，产品维包括产品类型及其作用、产品所属产业类型和行业层次及其作用、产品所属领域和环节类型及其作用等基本方面；产权维包含产权性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度、企业规模等方面；地区维则主要包含城市与农村地区、开放地区与非开放地区的区分等等；时间维则主要包括经济松扩与经济紧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等区别。“只要我们确立时空定位观念，遵循四维的客观要求和基本内容，就能逐步正确地把握两种调节相结合的深浅程度、融离方式、广狭范围和强弱力度，并在实际操作上不断变换运用指令性计划调节、指导性计划调节和市场自发调节等，切实搞好各种具体形式的动态配组。”[4]顺便指出的是，根据“四维”时空定向，他还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市场结构体系，提出市场结构体系包括市场的客体结构体系、市场的主体结构体系、市场的空间结构体系和市场的时间结构体系。[5]如此，市场与国家调节在不同场合的具体结合型态就更加清楚了。
若限于事物本身，再精致细密的研究也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有登高望远，才能纵览大势，在万峰叠翠中真正把握山峦走向。“双重调节”思想正是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正确处理置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宏阔视野下，既彰显创倡者自身的非凡气度，更磨砺出理论的坚深厚实。
第一，“双重调节”思想的历史深度。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6]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7]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范畴、概念、体系出发，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程恩富教授作为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厚重历史为基，也就使“双重调节”思想牢筑在了“既有的事实”上。
程恩富教授“双重调节”思想的历史维度主要有两个方面：实践发展的历史维度和理论发展的历史维度。从实践发展的历史维度来说，程恩富教授科学地总结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市场与政府作用不同组配的历史进程。例如，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中，深入分析了“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两种类型。[8]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则对于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9]在理论发展的历史维度方面，既对大卫·斯密、李嘉图、萨伊、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反思，[10]也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我国的相关理论探索进行了系统梳理。[11]这样，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经济调节机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优缺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和演进历程等问题上的孰是孰非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我以为，学习程恩富教授，坚持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也就必须要学习其宏阔的历史视野。
第二，“双重调节”思想的理论高度。“双重调节”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经济调节机制的理论抽象，既如此，就势必要将它纳入人类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宏观视野来明确其理论定位，方能把握其历史必然。又如程恩富教授自己所言，“为了进一步理解和在实践中把握好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基础-主导’功能性结合，必须展开比较研究，即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化中探究决定调节机制发生变异的经济组合环境和经济体制类型，进而深刻地洞悉现阶段经济调节机制的实质及其变化的来龙去脉。”[12]
程恩富教授首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科学抽象法，提出了“四种经济组合”论和“六种经济调节机制”论。所谓“四种经济组合”，是指舍象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等问题，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以用两组对应的范畴来概括：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依据自由性与计划性、产品性与商品性的程度和地位差别（用虚线连接），可以将它们抽象为四种组合（用实线箭头表示）：AⅠ组合（自由产品经济），AⅡ组合（自由商品经济），BⅠ组合（计划产品经济），BⅡ组合（计划商品经济）。进而，·不同经济组合必定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调节机制：完全自由的产品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单一的自然分工机制；完全自由的商品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单一的市场机制；含计划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带计划机制的市场机制；含计划主导性的商品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带计划主导机制的市场机制；含计划主体性的产品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带市场机制的计划机制；完全计划化的产品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单一的计划机制。这就是人类历史“六种经济调节机制”论。“概而言之，只有引入制度分析方法，从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大背景去观察经济调节的变化脉络，才能消除孤立谈论现阶段经济调节的种种偏误，进而在改革中应构建何种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的难题上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13]其次，大约与此同时，程恩富教授又提出了“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即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应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三个阶段的理论观点，并深入分析了三个阶段的总体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由于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在国家主导下发挥市场基础性或决定性调节作用的“双重调节”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这样两大理论创新，也使得“双重调节”思想所具理论视野之高超乎了同时代其他研究。学习程恩富教授，就必须学习其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
第三，“双重调节”思想的实践厚度。“双重调节”思想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为根据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重调节”思想是在系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基础上提出和完善的。程恩富教授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分成三个阶段：1978年-1992年为市场机制探索及改革目标确立阶段；1992年-2003年为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进而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机制的构建实质上就是双重调节机制逐渐形成的过程。实践在发展，理论也在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日益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程恩富教授又敏锐意识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和市场调节缺点明显暴露并存的重大不足，坚定提出更加需要综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双重调节”思想始终坚持自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底色。比如明确主张“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国民经济许多领域在‘市场决定性作用’之下向总体均衡的方向持续发展。”[14]这两大方面结合，也就决定了我国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必然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这就在理论上有力地驳正了各种新老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企图误导中国改革的错误。学习程恩富教授，就必须学习其立根实践、以国情为据的求实学风。
第四，“双重调节”思想的视野宽度。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这在客观上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双重调节”思想表明，程恩富老师是当代中国最具全球视野的经济学家之一。例如，早在22年前，他在《借鉴西方经验 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文中就提出了“既要研究西方市场制度，也要研究西方计划制度”、“既要研究西方调控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也要研究其行政手段”、“不要把西方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间题，当作搞市场经济的好经验来学习、模仿”等五点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搞清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与计划到底是怎样结合的。”[15]这五点意见，至今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同样，也正是具有宏大的全球视野，作为“双重调节”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又明确提出了与西方新老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五点原则区别。[16]
概括起来，这正是程恩富教授历来强调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要遵循“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17]学术原则的真实写照和表率运用。循此路径，“双重调节”思想形成了系统严谨、丰富深刻的理论内容。
**黄世坤：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1] 程恩富：《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2] 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4] 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
[5] 程恩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2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8] 程恩富、高建昆：《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调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9] 程恩富、杨承训、徐则荣、张建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142页。
[10] 程恩富、孙秋鹏：《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两种不同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第138-142页。
[11] 程恩富、杨承训、徐则荣、张建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12] 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
[13] 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财经研究》1990年第12期。
[14]程恩富、高建昆：《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调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15] 程恩富《借鉴西方经验 建立有计划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财经研究》1992年第9期。
[16] 程恩富、孙秋鹏：《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两种不同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
[17]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