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派的形成，总是需要一些独具特色的公理性假设，或者说由这些公理性假设所构建的一个新的思维平台。对此，程恩富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提出了以下四大假设[1]。以后，他又提出“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等。以下只述评其中的三个理论假设或原理。
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程恩富称之为“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程恩富提出了“新经济人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又称“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该假设包括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第二，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第三，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2]
毫无疑问，“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远比“旧经济人假设”更符合实际，也克服了“旧经济人假设”的狭隘与异化、崇尚低级本能、“经济-道德”二元悖论、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等弊端。尤其是将制度因素引入到“新经济人假设”中去，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人的社会性才是人最基本的属性——的重要发展。这是海派经济学的重要柱石之一。
结合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义利论”来阐释“新经济人假设”，或许将更为完善。[3]《管子》作者认为，人情都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4]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管子》的自利论概括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5]虽然，人的行为都遵循着自利的动机，但“利”的内涵却是有分别的，或关乎个人之“小利”、或关乎集体社会民族国家之“大利”，或关乎衣食住行等物质之“利”、或关乎崇高追求等精神之“义”；同时，实现“利己”的行为也是有分别的，或损人利己之“不义之利”、或利人利己之“兼利”。
《墨子》载：“利，所得而喜也”。“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义，利也。”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6]
荀子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其人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7]
至于自利的人，是“利克其义”呢、还是“义胜于利”，那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偏好”问题。然而，价值观对于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群体乃至不同阶级的人而言，又是有所不同的，并且也还是可以塑造的，这又都是与社会制度有关的。这也正是“新经济人假设”最为精妙独到的地方。由此，海派经济学将制度、阶级的因素引入到了个人经济行为分析中去，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偏好不变假设”的缺陷。而这种制度和阶级因素的引入，又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交易费用”等角度引入制度因素不同（海派经济学是通过“偏好”的不同引入制度因素的）。这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程恩富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有限和需要（欲望）无限假设基础上，提出了资源与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程恩富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假设存在以下问题：（1）“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经济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或撮合成一对经济基本矛盾，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2）“从资源利用层面上看，各类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总是有限的，但从某种意义上（如整个宇宙、科学发展、循环经济、物质变换角度）看又是无限的”；（3）“从需求满足层面看，需要在一定条件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中能实现的需要，还是专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8]
程恩富在此实际上指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的又一重大问题——在基本假设中称“需要（欲望）”无限，而在分析市场需求时却又是指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总是有限的），这里存在着偷换概念的严重逻辑问题，忽略掉了让“有效需求”满足“需要（欲望）”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程恩富将资源和需要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两个约束，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意识形态的因素注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所擅长的微观经济行为分析。资源是直接制约社会生产的自然性条件，而需求是通过商品价值能否得到合理实现来反向制约生产的社会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幸福往往是与欲望和“有效需求”或所能获取财富之间的差距有关。
当某种资源不足成为制约社会生产的因素时，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提高该种资源的利用率、创造该种资源、寻找其替代资源。当需求不足成为社会生产的制约因素时，我们通过改变相应的生产关系来扩张需求。当资源条件和需求条件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时，在一定（比如在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通过价值观的转变以减少欲望种类、降低欲望程度来实现幸福，所谓知足者常乐是也。
程恩富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私有制高效率、公有制低效率假设”或“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假设”基础上，提出了“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
他认为，（1）“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是不公平，效率就越低”；（2）经济公平和结果平等并不是意味着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界限在于不出现两极分化；（3）“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其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9]
对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经济学说史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因为两者都是人类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而这两者之间常常缺乏必然的逻辑关系——横亘着“制度”这一因素。而“制度”对二者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又与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水平、生产要素及其禀赋结构、国内国际市场环境条件等）有关。
但若我们从更高层次上去认识“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或许就不会陷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给我们所设置的陷阱了。比如说，从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角度去认识。孔子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0]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或国家中，社会矛盾尖锐、弱肉强食、甚至民不聊生、动荡不安，哪里还有什么效率可言？对于频繁遭遇人口产品资本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乃至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哪里还有什么高效率可言？对于必须依赖于对外侵略寄生、转嫁危机的帝国主义社会及深受其害者而言，哪里还有什么高效率可言？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的奴隶而言，效率的意义不属于他们。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获取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的工人而言，同样是如此。
所以说，公平不仅不会与效率对立，反而是高效率的基础性条件和保障。这也正是“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的要义所在。同时，该假设还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角度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公平与效率反向假设”陷阱，明确指出“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其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
[1]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大理论假设（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38-259.
[2]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大理论假设，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48-249.
[3] 注：若认为人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并列的行为倾向，那在逻辑上就会面临这样的难题：经济人又是依据什么行为倾向来选择是利己还是利他的行为倾向呢？参见刘明国.新经济学原理（微观）——综合、反思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9.
[4] 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31.
[5] 转引自叶世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53.
[6] 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0、71.
[7]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7.
[8]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大理论假设，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53.
[9]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大理论假设，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55-258.
[10] 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