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
程恩富先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和契合，尤其关注经济学的现实性和本土化，因而经年倡导建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其中，经济学上的“马学为体”，就包含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思维来探究事物的本体，从而挖掘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本质；“西学为用”就包含使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描述和解释事物的现状，从而提出一些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国学为根”就包含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应该与儒家为代表的国学文化之中，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对程恩富先生这一高屋建瓴的见解，笔者甚为赞同，这里对此作一简单的说明。
要理解程恩富先生这一学说体系构想，就涉及对经济学科特性的认识。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好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来自人伦日用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主体的认知也不能脱离自身经验。为此，经济学理论应具有双重要求：（1）内在逻辑一致性，它体现了理论意识问题；（2）理论与经验一致性，它体现了现实意识问题。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中，现实问题意识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注重理论的解释力；理论问题意识是对经济理论问题的反省，涉及到理论的逻辑性。
显然，在现实问题意识方面，中国经济学范式必须考虑这样三个层次问题：（1）主要问题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2）公共领域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要素投入还是制度完善；（3）社会制度完善或设计主要是基于博弈均衡的效益原则还是基于文化伦理的正义原则。当前中国主要问题在公共领域，核心是社会制度的完善问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伦理的因素。因此，不能照搬侧重于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它基于伦理实证主义而将现实制度合理化了；而必须把基于“是什么”的实证和基于“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相契合，以形成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现状分析及影响因素实证上相对成熟，马克思经济学则为探究事物本质提供了丰富的思维资源，因而必须把两者契合起来。
在理论问题意识方面，理论逻辑逻辑一致性包括两方面内容：（1）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它体现了理论的普遍性；（2）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它体现了理论的人文性。其中，形式逻辑的一致性注重数理推理的严格性，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已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则需要注重人类思维的社会性，这一直为注重“体用不二”的儒家学说所重视。尤其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本质上是发展的合理化问题，这不仅指工具合理化，更是指交往合理化，交往合理化体现为人性圆满和社会和谐。显然，可持续发展观与一定社会的文化伦理有关，依赖于合作性伦理和文明，而这正是儒家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按照内在逻辑一致性要求，中国经济学范式必须把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逻辑和儒家社会的行为逻辑契合起来，将以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来修正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
一般地，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所谓“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之所以要坚持“马学为体”，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根本上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注重宏观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并由此发展出较为全面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之所以要实行“西学为用”就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偏重于对事物现状的分析，侧重微观行为的分析，并由此发展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分析取向差异又根基于不同的社会哲学观。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植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它不仅会抹杀人类社会对社会事物应持有的合理性判断，而且还将经济学的理论功能内缩在解释这一层次上：它局限于私人领域并基于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为现实提供解释，借助“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而把存在就视为合理的，从而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辩护，为强者利益服务，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则根植于社会冲突观和异化观，它不承认现状的合理性，而是认识到现实制度往往只是体现强者的意志和利益，是对社会事物内在本质的异化，从而注重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功能；正是基于改造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社会制度这一基本诉求，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目的就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
一般地，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的差异，典型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经济学着眼于公共领域，关注社会制度的设立和完善，集中分析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着眼于私人领域，关注既定社会制度下的人类行为，集中分析社会财富的配置问题。（2）在研究思维上：马克思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社会科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从而走社会科学交叉的道路，注重历史的、规范的分析，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和因果机理的挖掘；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从而走数理化的道路，注重逻辑的、实证的分析，强调对事物现象的解释和功能联系的挖掘。（3）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不仅透过现象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且分析现状对本质的偏离及其成因，尤其关注异化现状下的行为及其危害并寻找解决途径；现代主流经济学则把社会制度视为既定和合理的，并用供求均衡和伦理自然主义解释，从而发现和解决不了现实问题。（4）在前提预设上：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体现了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并且是异化现状未来回归的基本方向，从而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则是建立在先验信条的基础之上，主要出于解释的方便，而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5）潜含的价值判断上：马克思经济学根本上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对现实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为既得利益服务，以伦理实证主义价值观来为现实辩护，以供求均衡来合理化社会制度，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
同时，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差异也预示了对事物认知的方法论思维和态度上的不同。一方面，就对事物认知所持思维而言：（1）它努力探索事物的实在结构，这体现了本体主义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2）它努力揭示事物之间的作用机制，这体现了因果主义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功能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3）它努力剖析供求关系背后的权力因素，这体现了异质结构主义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同质平面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4）它将社会经济现象视为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有机体，从而贯彻了整体主义的认知思维，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分析进路存在很大差异；（5）它将社会经济现象都纳入特定时空环境下进行考察，这具有明显的动态演化主义特性，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静态普遍主义特性存在根本差异。另一方面，就对事物认知所持态度而言：（1）它集中分析现实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体现了异化观的社会认知，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根本性不同；（2）它努力构设理想社会的评估标准，这体现了本质主义的规范取向，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实证主义存在根本性不同；（3）它关注社会正义和弱势者的利益诉求，这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人本精神，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物本主义存在根本性不同；（4）它努力挖掘政策潜含的利益导向，这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批判取向，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整体主义的解释取向存在根本性不同；（5）它致力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体现了开放主义的积极态度，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消极保守主义存在根本性不同。
可见，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开放的和多元的，这根本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局限于解释的、封闭的和“我向思考”思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优势或精华或生命力之所在。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方法论更具实用性和普世性，它所提出的分析路线不仅适用于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和批判，而且适用于对任何现实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改进；相反，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在所有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论上都存在严重缺陷，不仅不能发现现实中的问题，反而会基于伦理自然主义而为一切实在现象辩护。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发展出有助于描述现状以及分析微观行为等的一系列数理模型和计量工具，这些数理模型和计量工具在合理的分析思维和方法论指导下是深入认识社会现实的手段。也即，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可取之处主要体现在一些数理逻辑和计量工具的发展上，不足则集中在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般地，经济学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理论构建必须嵌入进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1）就经济学的人文性而言，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人”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以及由人类行为产生的经济现象。显然，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的支配下，人类的行为方式就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即，表面相似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时空下往往是由不同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等因素造成的。（2）就经济学的本土性而言，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根本上要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有效地解释现象、剖析问题和指导实践。也即，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而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那样的常规范式来解决多样而复杂的现实问题。同时，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又是相通的，只有契合特定社会中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有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
布罗代尔就曾指出，对一个社会的组织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诸如文化思想等结构性因素。显然，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社会，中国人的行为机理根本上不同于西方。而且，尽管近百年来无论是在器物、技术、制度还是文化层面，中国社会都受到西方社会的巨大冲击；但是，毕竟属于心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迄今仍然深深地支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到组织的构成和政府的决策。例如，就对组织的性质认知、结构特征以及治理机制而言，中、西方社会就存在这样明显的差异。（1）西方社会基于抽象规则的道德秩序，形成了从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社会认知，它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而形成了同序结构；儒家社会基于特殊主义的道德共同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关系本位，它以父子关系为中轴而形成了差序结构。（2）西方社会在一般性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施行单向的委托－代理治理，强调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控制；儒家社会在具体性的缘关系基础上实行双向的社会共同治理，注重纵向和横向之间的协调、合作。（3）基于工具性联合体的特征，西方社会在分配上以贡献或应得原则为主；基于协作性共同体的特征，儒家社会在分配上以平等或需要原则为主。因此，我们就需要致力于从如下几方面来认知我们的行为和制度所根基的文化。
首先，要深刻认识中、西方社会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等上的差异，根本上要从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着手。一般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倾向于把人性归结于上帝的创造或还原为自然性，儒家社会的人性认知源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它直接关心的就是世间的东西，把人置于集体和共同体中来思考人性，分析人的行为机理。正是由于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中，儒家认为，“己”与“群”并不是相对立，而是合一的。事实上，任何个体都不能孤立生存，而是与他人或社会共同体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之间往往互助互益；相应地，儒家由此发现了人性中善和利他的一面，将人性“四端”视为人的基本面，儒家人性观的中心就是“仁”。当然，这种“仁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相应地，这种善性和利他性在不同个体身上所体现的程度并不一样，而社会性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个体的人性升华，也有助于社会的协和发展。因此，儒家特别关心人的社会性发展，把人生之忧患视为追求学问的动机和推动力。事实上，在儒家看来，学的内容主要关心自己的行为规范以及周边的事物，逐渐完善个人的品性，并通过通感和关怀而把这种品性推行到更远的他物上，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其次，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在人性及其行为机理上之所以存在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又与它们的认知思维有关。一方面，西方社会注重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探究的是“人是什么”以及“自然是什么”；为此，它对人与自然采取了二分法，从而把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本质与现象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儒家社会更加关注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探究“人是什么”，而且关心“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为此，它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从而强调“天人合一”。正因如此，西方社会发展了理性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它借助还原论而将丰富多样的现实个体抽象为原子论个人主义，形成了“己”与“群”的分离和对立，并由此提炼出了“经济人”这一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相反，儒家社会壮大了感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它注重将日用人伦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 “己”与“群”的融合和统一，并由此提炼出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人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为己利他”行为极力有助于增进行为协调和社会合作，有助于推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和扩展。
其三，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学术取向，根本上也就认知思维上的不同。西方社会的认知首先源于自然，是基于对自然秩序的探究；因此，西方社会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思维，它把理性的真理视为独立于社会经验之外，从而形成了真理-事实二分观。同时，西方社会强调认知客体的客观性，认为理性的真理比事实的真理更确实、更珍贵，是人类知识的范本，从而热衷于对理性的真理的追求。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的抽象假设之上，而这种抽象假设往往是不现实的；同时，弗里德曼等又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非现实的外围假设来为经济学假设的非现实性辩护，并提出假设的现实不相关性学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的现实不相关性”学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社会中具有丰富秉性的异质人抽象为一个平均化的原子，它具有超人般的电子计算理性和拥有动物保全本能的行为动机，从而将其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这一基石之上。与此不同，中国社会的认知首先基于人类社会，是对人类具体生活的直接体认；因此，儒家社会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思维，它强调理论体系不能脱离人伦日用，从而形成了“体用不二”论。同时，儒家社会将其视线置诸实在之上来观察事物的种种活动与型态，认为这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的抽象知识更为重要，从而热衷于对事实的真理的追求。正因如此，儒家社会从人与自然的统合中来建立理性精神，强调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之中，从而形成“知行合一”观。
其四，通过对中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比较可以发现，“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儒家学说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由于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传统，因而它的理性的真理和经验的真理往往相脱节。例如，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接受经济人假设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学术研究，但作为个人，经济学家常常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而不是遵循经济人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所建立起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化不足”或“嵌入不足”问题，它热衷于在象牙塔中推测人类一般行为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现象，从而无法真正理解现实世界：不仅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如果简单地将这种纯粹的理论抽象应用到具体实践之中，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宾默尔甚至把纳什均衡和囚徒困境称为一场学术灾难，因为纳什把经济人作为其推论的前提，使许多人误认为这是对人性的真实刻画。与此不同，儒家社会的“体用不二”论和“知行合一”观却坚持，知识和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假设也不能是脱离现实的抽象，而应该来自人伦日用；因此，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实现生活体验及社会理想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诉求。显然，要构建“知行合一”的经济学体系，就应该更多地从儒家学说中吸取营养，基于儒家的认知思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审视，基于儒家的人性观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修正。
最后，对儒家文化的梳理和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树立对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信心。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就多次强调中国人应该有更大的自信，这包括社会发展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其中的根基是文化自信，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创设以及为之提供指导的理论都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认知和意愿，并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例如，2013年8月20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时，习近平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2014年2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而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阐述了中华文化与“中国梦”、文明交流与世界和平之间的深刻关联，他强调：“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4]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欧洲学院，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5]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
可见，建立以“国学为根”的经济学体系具有这样几方面的明显意义：（1）有助于促进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致用之学，这就要求充分发扬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2）有助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学范式构建的核心在于思维本土化，需要将理论体系嵌入在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机理之上；（3）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真正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才能解决中国现实的谁经济问题，才能构建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范式；（4）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只有真正认识到儒家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不足，才能真正开创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努力透过表层现象挖掘其真正的精髓，从而为当前社会的改造和完善服务。
社会经济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它与具体时空下的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因而经济学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同时，经济学不是对现象的描述，更不能把存在视为合理，而是要深入到现象背后的本质，要解决具体社会问题。因此，作为致用之学的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根本特征就应该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具体说明如下：（1）经济学首先具有规范性，需对事物本质进行探究，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思维；（2）由于面临着财富创造和制度变革的问题，关注公共领域的马克思经济学比侧重于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更适合于当前中国；（3）经济学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而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的西方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中国的社会行为及经济现象；（4）注重社会和谐的儒家传统有助于构建追求和谐社会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因而经济理论要嵌入于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中。由此可见，程恩富先生对经济学确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发展取向的倡导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和比较制度分析。
[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21/c1024-22635998.html。
[2] 习近平：“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3] “习近平：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2/18/c_133122449.htm。
[4] “习近平主席访欧阐述重要外交理念述评之五：坚持文化自信 推动中外交流”，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10/c64387-25000299-2.html。
[5]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4-01/6018576.shtml。
[6] “习近平：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http://news.ifeng.com/a/20140924/42072666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