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析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其他五种“主要原因论”
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后的20年来，国内外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始终存在某些片面的或有误的所谓主要原因论或根源论，下面对此进行概括和简评。
（一）传统模式必然论
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早在苏联解体十年之际，国内就有学者撰文写道：“我早在1989年8月,当波兰等六个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就提出,这些国家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弊病太多，历次改革又遭失败，从而到后来，这种体制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后来，我一直从体制这个角度研究苏联剧变原因。[1]此学者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又重申“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2]《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也明确写道：“本书新观点在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3]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А.В.布兹加林教授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是“突变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突变体”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极是恶性膨胀的官僚主义，另一极是具有能够回应新问题挑战潜力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后者慢慢地被官僚制度所压制。”[4]他强调“突变社会主义”内部矛盾激化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必然解体。[5]
在我们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基本特征和内涵表现为：思想文化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是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上是公有化、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体制。这一根本制度模式比一切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模式要先进和优越，因而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不过，它排斥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因而存在严重弊端，出现重大失误。尽管这些弊端和错误比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小，但仍然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
关键在于，斯大林模式或改良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否必然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逐渐演化为三种道路：一是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开放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二是以古巴、老挝和朝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的道路，逐渐增加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三是以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全面资本主义改向的道路，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倘若说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溃或失败，那就等于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崩溃和失败。显然，这种貌似有理的“传统模式必然论”既经不起逻辑分析，更经不起当今现实的验证。要区别斯大林模式演变的必然性与或然性。或然性是或许可能，是有可能而不一定，斯大林模式要经过前述三大主要原因的形成这一中间环节，才肯定（或另一种含义的“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否则只是演变或选择的可能性之一。
据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也可验证以上结论。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6]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则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7]就是说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认可的。2006年，戈尔巴乔夫在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当初的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8]的确，被戈氏等所谓“改革派”亲手葬送掉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不需要为错误改革的路线负责。而一个足够稳固且人民大众并不期望解体的体制在短短数年间突然崩溃，中间的教训也不能不引起后人们深思！
第二个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应当确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利有弊的，正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解释“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经济”时指出：“同它的早期批评家所相信的东西相反，苏联经济迅速地增长，扩大了它的影响并且赢得了许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从一个军事上的弱国，弱到1918年向德国乞求休战，变成了一个令整个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级大国。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最有意义的教训是，命令经济是可以发挥机能的。命令是这样组织经济的，即国家拥有生产手段，利润不是主要的动力，而且主要决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这种命令经济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良好。”[9]事实上，即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际环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国的条件下，苏联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苏联从1925～1940年，只用15年的时间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走过的路程。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欧洲居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五位。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二次大战后的恢复工作，步伐也很快。1964～1982年，苏联经济每年平均递增6.1%，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量占世界的1/5，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80年代中期，苏联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法、英、日等发达或不发达的私有制国家，成为与美国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和科技强国。[10]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里，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是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的6倍。由于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越来越大等缘故，因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速度开始持续下降，但即使是这样，依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1981～1985年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同期美国为14%，法国和意大利为8%。[11]可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却总是把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
统计资料表明，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一系列背弃社会主义的政策，才导致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负增长和经济社会危机。以国民收入为例，在戈氏执政之前的5年（1981—1985年）增长17%，年均增长率为3.4%，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6.8%，平均增长率仅为1.3%。其中，1990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下降4%，1991年又下降近15%。又如国民生产总值，1981—1985年间增长19.5%，年均增长率为3.9%。而1986—1990年间仅增长13.2%，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1990年下降2%，1991年下降幅度高达17%。再看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由1981—1985年间的3.1%下降到了1986—1989年的2.7%，1990年出现-3%，1991年为-10%以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经济衰退幅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是创纪录的。[12]
除此以外，即使按照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说法，市场资本主义、计划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这四种典型的体制，也都是各有利弊的，其互相转换取决于决策者的选择和主导思想。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失败和走上市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又怎样解释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呢？
（二）戈氏改革失控论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的公开性原则、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其意料地引起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兴起，出现了反对派运动，最终使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13] “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14] “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开始并不明显。”[15]
我们认为，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经济市场化、意识形态宽松化来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本质上就属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右翼集团，要通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人道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来颠覆带有缺陷的苏共执政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改向为资本主义，并带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转向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加以伪装，后来时机成熟则对多党制表示认可，随后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第6条的决议，取消苏共对国家政权的法定领导地位。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声明，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这一切，并非出其意料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弱，使得他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而是有蓄谋的背叛。因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分析说：戈尔巴乔夫“此人身上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他不仅背叛我们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他还一次次奸诈狡猾地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卖掉了。”“总书记在他整个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他在谈到戈氏和叶利钦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他的看法和态度是：“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2001、2004年两次就戈尔巴乔夫评价进行了民意调查，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别占56％和51％，认为“他对人民带来更多利益” 的人仅仅占14％和11％。[16]
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也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和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伟大的国家、强大的组织不是葬送在胜利者手中，而是由于内部的叛变。乌克兰共产党在纲领性文献中则这样写道：“一些无原则立场的、口是心非的人，甚至是敌对分子，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对苏联命运而言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封号的‘上级任命官员’背叛了党，跑到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阵营中，没有战火就将国家交给了凶残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将人民大众抛入了贫困与痛苦之中。”[17]
另外，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早已树立的埋葬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决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励我不断占据国家中更高的地位。当我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了。为此我需要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18]由于此话过于露白，戈尔巴乔夫又试图否定已说过，但至今也不敢公布其讲话的全文来予以证明。不过，戈氏在2011年8月就苏联解体20周年回答英国《卫报》关于他本人行为的意义时再次声称：“它引导了冷战的结束，推动了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而且归根到底，它引出了一个使国家从极权向民主过渡的渐进过程。”[19]这便又一次证明，戈氏与西方敌对势力一样，一向是把传统社会主义苏联视为要根除的“极权”国家。
对此，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20]戈尔巴乔夫说，“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21]俄罗斯许多研究戈尔巴乔夫的资料中都提及，戈尔巴乔夫从年轻时起就怀疑和痛恨苏维埃政权，并将从金字塔的顶端摧毁这个系统作为自己不断向上爬的动力。
（三）人民群众抛弃论
有的论著认为，苏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22]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23]
我们认为，尽管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有缺乏民主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不良弊端，有严重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现象，以及其他失误，但总体上还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在自戈尔巴乔夫执政至苏联解体，不少高层领导、普通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多种形式的反对，但均被压制、打击、围剿和镇压下去了。比如，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文章在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被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所在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见。大量的信件还寄到了《真理报》，这些信件中支持安德烈耶娃观点的也超过了80%。[24]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25]此外，大批党员主动退出被反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控制的苏联共产党，有的将军甚至以自杀来表示不满，修改宪法时大批代表反对取消有关苏共执政条款的行为，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超过70%的人民反对解散苏联，以及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19”事件中挽救苏联不被解体的行动等等，均应视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强烈反抗。至于说到在苏共和苏联被西化派领导集团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以后的某些民意测验结果，其实它已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意愿了。[26]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一个论点，是干脆说苏联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例如，日本共产党声称，“苏联在列宁时期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斯大林执政开始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不再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27]苏联解体之时，日本共产党召开常任干部会，不破哲三委员长发表了题为“庆祝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历史的终结——值此苏联解体之际”的讲演。他说：“迄今为止，苏联作为蛮横的霸权主义国家，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现在它解体了，日本共产党对此表示极大的欢迎。”[28]
如何科学评析这一论点呢？我们应当承认，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缺陷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如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强迫命令，肃反运动中的扩大化和非法治化，政治领导中的集权化，国际交往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但它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斯大林和后续领导人是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出现的失误。依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不是看它有没有失误或错误的大小，而是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制度及其性质。犹如判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的社会性质与反法西斯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性质有否实质性的区别，不在于谁先发动了战争或国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而在于是不是私有经济占主体和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既然苏联是实行公有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那么，某些国内外政策、具体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来解决的，而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作为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严厉批判苏联所犯的错误，但不应跟随全球敌对势力而欢呼社会主义的苏联剧变和解体。试图与斯大林模式划清界限，不等于要否认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则，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难道都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学者也不如此非科学的断定和分析。
与“人民群众抛弃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因而苏联人民要抛弃它。譬如，有论著写到：“苏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使党的指导思想长期陷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苏共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却把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教科书化’，抽去其活的灵魂，不讲理论创新，不容许独立思考，使党的指导思想对广大干群特别是年青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和教育功能。”[29]另有学者横向研究苏共某一届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思想理论僵化。例如，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苏共思想理论僵化尤为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大谈‘发达社会主义’，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却视而不见；大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却缄默不言。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模式绝对化、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逆反心理。”[30]
[1]陆南泉: 《不能与时俱进的苏共经济体制理论及其产重后果》，《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4期。
[2]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3]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4][俄]А.В.Бузгалин,От мутант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к царству свободы,Социализм 21,Москва, 2009г.,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С.400- 401.
[5][俄]А. В. Бузгалин, А. И. Колганов,Сталин и распад СССР,Москва,2003г.,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6]吴恩远：《关于“苏联解体的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7]参见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网站调查结果http://wciom.ru/2005年12月19日
[8]吴恩远：《苏联解体，体制不是主因》，《环球时报》2011年5月25日。
[9][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6页。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唐布什也评价说：“计划体制运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份时期内，苏联的增长虽然没有日本快，但比美国快。”参见费希尔、唐布什：《经济学》（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页。
[10]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1][美]О.Матвейчев, Д.Лапицкий. http://www.contr-tv.ru/2004-05-17
[12]李垂发：《经济状况越来越糟》，载刘洪潮等主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3][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14][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15][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16]转引自吴恩远：《苏联“无可救药”的各种争论》，《人民论坛》总第3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