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下）
二、加快转变的战略抉择：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
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确立科学的开放观，从战略上谋划对外经济的长远发展。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积极调整开放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避免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输送地、发达国家的廉价打工仔、西方投机资本的跑马场、跨国公司的专利提款机和世界的污染避难所，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从根本上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
1.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必须对利用外资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要看到经过多年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提升都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另一方面，我国也不能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
（1）必须引导和实现外资投向和要素流入结构的改善。必须从注重“引资”转为谨慎“选资”，应制定以保护环境为主的外资进入产业目录，严格限制污染性行业的外资进入，加大对“清洁”外资的引进力度，应引进弥补我国产业和产品空缺的、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快车道，是全球经济的强者，公用事业等领域开放不必担心外资入侵的问题，“多一些善待外资就是善待自己的前瞻性”。[1]这个观点混淆了公用事业领域和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区别，把具有稳定盈利和预防外资支配而有损于民生的公益事业，轻易地让位于外资，以为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实际上这并不利于发挥内外资的综合效益。
（2）需要确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是要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在同一起跑平台上参与竞争；二是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清洁投资者”，使引资工作适应我国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大方略，服务于我们转变生产方式的大目标。
（3）需要调动国内资本，促进内外资合作。合理利用和引进外资，提高引资质量，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充分唤醒和启动国内已有的巨大储蓄存款资源。存差通常是指商业银行存款减去贷款的差值。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2009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1.2万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2.6万亿元，存差早已突破了10万亿元，达到18.6万亿元。[2]这表明我国目前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在这种新形势下，倘若继续如饥似渴地引进外资，势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中资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益。因此，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是亟需统一认识和创新政策的重大问题。目前，关键是要推动以中资为主的中外资合作，引导和激发国内资本进入高新技术领域，适当控制外商独资企业的发展，提升中外资协调使用的经济效益。
（4）需要加强对中国境外的投资，发挥中国过剩资本的有效作用。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创历史新高。截至2010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元。[3]鉴于中方资本在国内使用不掉等情况，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投资，包括工业交通、商业、农业、旅游、文化、新闻媒体等多领域的多元化灵活投资。
2.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事实证明，在缺乏核心技术而形成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高依存度）模式下所获取的贸易利益，只能属于初级开放阶段的状态。倘若长期照此模式继续下去，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会在外贸结构、贸易条件、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等方面改善缓慢，并逐渐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1）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西方教科书上的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主要模式，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旧式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为“知识产权优势”。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并长期保持。或者说，知识产权优势是维护持久、高端竞争优势的必要性条件。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依赖式不断引进外技、外牌和外资的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双面效应的思维，都是不科学的僵化开放理念。[4]至于西方跨国公司批评中国政府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是所谓用“公权力”对抗“私权力”，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一贯如此。
（2）强化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完善国内创新环境。降低外技依存度，需要推动以我为主的国际国内的科技合作，使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相融合。实现国际科技合作的关键在于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一是要完善科技人才成长和发展环境，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一支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民族创新人才队伍；二是要加大自主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完善创新载体和创新平台，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若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努力在若干技术前沿领域和重要产业领域，掌握一批自主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积极提高中方专利和品牌的档次和质量。
（3）强化国内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点要积极发展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控牌（尤其是名牌）和控股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以打造“中国的世界工厂”来取代“世界在中国的加工厂”，尽快完成从技术大国向技术强国、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品牌大国向品牌强国的转型。
3.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
能源等一些资源过度依赖进口，既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也威胁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并且容易引发更多的国际争端。适当降低对国际市场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是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尽管能源大量依赖进口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但由于国内能源供给数量有限，进口仍然会成为中国能源供给的重要方式之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把握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并不足以引起高度警戒，也没有必要加以防范。其理由一是从国外进口开采成本低，符合经济规律，二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遭遇过政治上的禁运。事实上，国际原油价格一度突破百元大关，日日高企的原油价格令低成本说不攻自破，而至今没有遭遇禁运，也绝不能推论出未来就没有遭遇禁运的可能。因此，中国某些能源和资源的进口高依存度“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需要及时建立风险防范措施。
（1）需要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重要能源（特别是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处于低端生产环节，我国能源原材料需求急剧增加，供需缺口加大，但国家能源等战略储备建设滞后，而且国内又存在西方大型公司的垄断化经营，导致我国一方面由于对国际市场存在刚性依赖，难以有效防范国际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对国内能源安全带来冲击，不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的自主性。建立能源战略储备体系，既可以防范国际市场价格风险，也可以应对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最重要的是，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可以平抑国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引导和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的合理化。
（2）需要重视国内资源能源的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一是要科学制定国内能源和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计划；二是要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门槛限制和企业标准，提高能源开采效率；三是要适当提高资源消费价格，引导资源消费行为，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3）需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要积极出台政策，大力支持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限制“三高一低”项目的发展，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
（4）需要加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升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据有关资料，由于不掌握定价权，我国出口稀土曾便宜到每公斤价格仅18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价格竟高达1000美元/公斤。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提到，中国2005年时的稀土产量曾经达到全世界的96%，出口量也达到60%以上，但是稀土的定价权却并不掌握在我国企业手里。[5]这个教训值得汲取。今后，我国对重要的能源和资源都应该加出口管制，力争战略性资源产品定价主导权。要由“价格追随者”变为“价格制定者”，尤其要注重提高黑色金属（如铁矿石）、有色金属（如铜、铝、铅、锌、锡、镍）及稀土资源的国际定价权。
4.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而且要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更多地进口以平衡对外贸易。历史经验证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过程。目前我国比较充裕的外汇储备，可以为我国“走出去”提供坚实的经济后盾。
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尽可能实现保值和增值，以及合理地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以外，也要及时地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国内来说，应当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的国计民生领域和项目，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贫、住房、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西部开发等等。
从国际来说，针对不断贬值的美元外汇储备，必须及时提高外汇使用的效率，改善现有外汇的配置。一是可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二是可用来支持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和有价值实体企业，或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三是可用来引进国外的关键技术和科研人才，实现“引智创新”；四是积极建立“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端技术和设备或相关物资；五是参股或并购海外各种媒体，客观介绍中国，反击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总之，要采取多种方式，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同时，还要在不放弃对资本流动管制的条件下，大力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逐步成为世界贸易结算、流通和储备货币之一，从根本上解决“币权”问题。
5.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在经济自主发展、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增强经济自主性，需要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适当降低外贸规模；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提升贸易层次和调整贸易结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从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角度考虑，都不能不重视外贸依存度问题，需要将外贸依存度控制在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重点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尽快扭转我国进出口不平衡的趋势。技术层次低、竞争力弱和发展中短期利益倾向，容易导致对外贸易方式相对单一、贸易对象和内容单调、贸易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我国进出口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今后，不仅需要平衡好进出口数量关系，也需要调整好进出口结构。首先，是要优化我国的贸易方式，在积极提升加工贸易的同时，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易货贸易、转口贸易、租赁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其次，是要促进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增长，适度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提高服务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其三，是要加快改善外贸结构，改变贸易主体长期由外资主导的局面，促进本土企业参与高端国际贸易和竞争；其四，是要加快改善文化贸易的结构，消除“文化赤字”；最后，改善扭转进出口不平衡局面，还需要适时调整对外贸易区域，改变国际贸易上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
（2）积极促进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积极扩大内需，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也是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重要手段。扩大内需有利于适当降低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有利于降低外贸依存度。今后，在推动外贸平稳增长和提高档次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促进外贸企业服务于扩大内需的大局。一方面，要推动外贸出口企业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市场方向；另一方面，国家也要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和支持外贸出口企业的转型，引导社会消费合理化，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3）大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社会中低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增强全社会消费能力、扩大内需的前提条件。过去30多年，虽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中国企业的薪酬福利平均成本不到总成本的8%，远低于欧洲的22%和美国的34%；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国际农产品的冲击，也使农民增收缓慢，很多农民不得不进入外向加工型企业打工。这种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竞争优势，其实是以牺牲民生福利水平为代价，是不可持续的。大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关键是要加快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构，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扭转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大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还需要尽量减轻居民生活负担，提高其消费意愿和能力。一是要考虑通过加大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措施，持续扩大农村消费；二是要坚持提高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解除基层群众后顾之忧；三是要加大基础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公共投资，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分配差距，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
6.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分工水平，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只有提升产业分工层次，消除“微笑曲线”不良分工现象，[6]才能降低对外国产业的依赖度，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链阴谋”（郎咸平语）。当前，要扭转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理由，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让西方跨国公司支配或控制中国产业和重要产品的现象；要利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和今后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变革的历史机遇期，适当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外向型加工业，积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
（1）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使产业在调整中优化和提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涉及诸多方面，主要是做好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是要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技术装备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力争使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链获取更高的附加值，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防止我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其次是要制定中长期的国家产业创新战略，切实推进产业创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设计、咨询、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产业，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和文化教育竞争的制高点；三是要鼓励民间创业和国内企业创新，改革和完善投融资体制，引导和鼓励国内资本调整投资方向，使新增投资逐渐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以便像中国高铁成为首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那样，逐步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2）完善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监管，加大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战略性产业的保护。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西方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和垄断我国产业的行为。其次，是要严格执行环保等前置性审批，完善外资投资目标指引，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和标准，遏制跨国公司将技术落后和污染严重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我国的现象。最后，是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稳健开放金融业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产业，确保国内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
（3）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改善国际经济环境。降低对国际产业的依赖，需要积极创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条件。一方面，我国应主动和积极地介入国际高端产业分工，广泛开展国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制订中的主动权，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非市场力量打压我国。需要清醒地看到，只有通过“走出去”来提升我国的全球要素配置能力，才能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7]当前，应利用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人民币升值等有利因素，在国内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化解目前开放层次低、利益少、自主性差的发展难题。在自主、自立和自强的基础上，真正使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第二作者为侯为民）
[1]谢茗：《别一谈外资就用“阴谋论”》，《环球时报》2009年8月25日。
[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
[3]姜煜：《我国利用外资首破千亿美元》，《北京日报》2011年1月19日。
[4]程恩富：《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文汇报》2005年6月12日。
[5]陶短房：《中国稀土令西方焦躁》，《环球时报》2009年9月3日。
[6]国际分工中的“微笑曲线”是中国“外产”依赖度高的直接体现。2010年，美国智库凯利托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中美国际分工呈“微笑曲线”模式，即美国控制了高利润的商标、概念设计等前期生产过程及物流、销售和市场开发等后期服务，而中国仅承担低附加值的中期生产加工。从双方获利比率来看，美方才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最大受益方。据其测算，中国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仅占对美出口总额的1/3到1/2。
[7]安毅、常清、付文阁：《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探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