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

程恩富 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上

2018-06-20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程恩富 侯为民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

 

 

    从强调经济开放战略指导方针和主题变换的意义上说,30多年的经济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引进来”的单一战略,单纯追求对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等引进;第二阶段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在继续追求“引进来”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举措;第三阶段强调“自主创新”的新战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型国家的举措。2009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广东代表团的讲话中首次提到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1]201023,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又深刻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并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目前,在要不要和如何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存在歧见,亟需探讨。

    本文认为,我国的经济开放应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及时进入第四阶段,即强调并积极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源的依赖程度,积极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这一新战略和新策论,在巩固和完善“自力(更生)主导型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全面小康社会向生活富裕社会的根本转变。

    一、我国传统开放型经济面临的问题

    30多年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我国开放型经济是在发展初级阶段和粗放型条件下生成的,基本上是以追求引进资本和技术数量为主要特征,以注重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创汇为发展导向。这种偏重数量而忽视质量、偏重总量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使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实践中也难以为继。其弊端和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利用及其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在资本相对短缺的条件下,我国采取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截至2009年底,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达68万家,外商投资总额逾10000亿美元,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10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4亿美元,同比增加17.4%,创历史新高。然而,我国利用外资方面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以外资“超国民待遇”所隐含的巨大成本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的付出并不总是对经济长远发展有益。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本身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目的,发展中国家期望通过引进外资实现国家利益的初衷即使不是单厢情愿,在实践中往往也不能顺利地实现。即使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在其编著的报告中也认为,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及其驾驭开放的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考验。该报告指出:“有必要认识到跨国公司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试图促进本国范围内经济的发展,而跨国公司试图增强其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的FDI都总是、并自动地符合东道国的最佳利益。有些会对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这些负面影响包括:外资对东道国企业的并购、市场的占领、民族品牌的削弱,还包括对东道国就业、产业结构和经济安全的影响等。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引进外资付出的成本,来全面认识外资的作用。

    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付出的巨大成本,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代价较大。在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和引进外资越多越好的总体格局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引资目的,不惜以低于成本价格甚至无偿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外资,致使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2006年,审计部门审计调查87个开发区,发现其中60个开发区存在违规低价出让土地的行为。在苏州,其工业用地开发成本平均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前些年苏北地区协议出让的土地最低每亩几百元,一般也就几千元。[3]表面看这些资金搞活了地方经济,其实质是把土地这样一个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资源贱卖。我国引进外资的土地代价,还体现在继续对部分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上,如201046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这一优惠措施,使地方政府可以合法地对外资占用工业用地实施政策倾斜,而国内企业还没有参与市场竞争,仅在土地成本上就已处于不利地位。

    2)税收代价较大。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外资企业通过政策优惠发展起来的产值及其市场占有率优势,在实践中并没有体现为相应的纳税贡献。据资料统计,2009年外资企业产值已占我国工业产值的30%以上,出口占56%以上,但纳税仅占20%[4],外资企业的纳税额与其经济规模并不对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外资企业纳税能力弱。相反,外资在中国市场取得的利润量巨大,远高于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收益。仅以美国在华投资为例,据《人民日报》转述中美商会发布调查报告,200971%在华企业实现盈利,而46%的受访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利润率。[5]可见,外资企业纳税比重相对较低,与经营状况相关性并不大(国内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总体上要低于外资企业),而主要是由于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需要提及的是,外资企业除了堂而皇之地享受合法的免税、减税和低税率保护伞,还常常利用非法手段进行避税和逃税等活动。国内有学者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偷漏的税款金额每年至少有1000亿元。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不仅使外资企业规避了社会发展的义务,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同时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国内企业很容易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还有学者指出,内外资企业税制统一前,外资企业所得税水平仅为内资企业税收水平的一半左右。税收上的不公平待遇竟然使很多境内企业转而以海外注册公司的形式生存,直接导致国内财政税收进一步流失。[6]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和进入领域,来体现外资企业的所谓平等地位,更是南辕北辙。[7]

    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是否会导致外资大规模撤离?事实说明,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我国“两税合一”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国内吸引外资数量仍然在持续上升,20101月至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302家,同比增长17.9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7.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73%[8]可见,对外资税收优惠并不是引进外资的必要条件,相反,我国如继续对外资实施优惠,只会给国内带来更大的税收、市场等利益损失。[9]此外,外资的过度引进并没有促进就业。截至2009年,我国外资企业直接吸纳就业近5000万人,仅占全国就业总数77995万人的6.4%,享受税收优惠的外资企业,其就业容纳能力与其产值、市场占有率和税收贡献是不相称的。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则不仅损害了民族产业,还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民生、就业、资源等经济社会问题。

    3)环境代价较大。“外资利润流走,留下生态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学者指出,污染排放水平较高的制造业是外资流入的首选行业,经验观察和大量的实证研究均表明,2000年以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大规模增长,与我国工业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排放水平的大幅度攀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10]在污染和落后产业向我国转移的过程中,跨国公司起了主导作用。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引资心切和管理薄弱,大大降低在国际上或本国(本地区)企业奉行的环保标准和治污成本,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项目也大开方便之门。使跨国公司得以利用这些便利,通过规避环保成本来大肆攫取利益。据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统计,2006~2008年,被中国环保部门点名批评过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就从八、九十家增加到近三百家。[11]该研究中心认为,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状况呈上升势头,原因在于他们执行双重标准,在中国缺乏环境责任感。因此,表面上看,利用外资增加了引进外资地区的经济收益,但背后付出的却是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长期的社会收益,损害了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并且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影响。

    2.“外源”依赖性的增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战略性资源的供给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虽然中国拥有总量较大的国内资源,但人均拥有量却很贫乏,这大大限制了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使用急剧增长,出口导向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的约束日益加大,风险也越来越大。从能源消费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能源净进口占国内能源消费的比重仅为0.9%,而2006年即上升到6.9%,而且进口主要集中在关键性的石油和煤炭等战略性资源上。以石油为例,自1993年中国成为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09年原油净进口1.99亿吨,增长13.6%,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约为51.3%,已经超过50%的警戒线。[9][12]在煤炭方面,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91~12月我国煤炭进口12583.4万吨,同比增长211.9%,而同期出口同比下降50.7%,全年煤炭净进口达到了历史性的10343.4万吨。[13]

    近年来,我国不仅在能源方面对外依赖性在上升,在原材料上的进口比例也较大。首先,我国部分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20093月中国进口铁矿石、铜都创下历史新高,分别达到5210万吨和37.49万吨;而钢材、未锻造铝及铝材也分别进口14.7万吨和127万吨,中国成为钢材及电解铝净进口国的日期日益逼近。不仅如此,我国大豆、油菜籽等大宗农产品进口近年来也大幅增长,接近历史高位。[14]其次,部分原料进口量持续超越出口量。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1~3月份,我国大部分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及主要无机原料(如硫酸、盐酸、硝酸),都呈现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的格局,有的产品进口量大于出口量达数百倍(如甲苯、甲醇),甚至数千倍(如二乙醇胺),部分原料则完全依赖进口弥补国内供需缺口(如三乙醇胺)。[15]其三,是我国出口产业中来料加工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根据科普曼对2006年中国外贸数据的测算,当年我国在对美出口2010亿美元中,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价值为1130亿美元,占总额的55%[16]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还将继续呈扩大状态。

    我国对“外源”需求的长期急剧增长可能造成多重不利后果。

    1)增加我国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市场原料不断涨价,外贸对经济效益提高的牵引作用会明显下降,社会风险越来越高。2000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原材料(如铁矿石等)价格上升更为迅猛,对经营管理粗放特征显著的国内产业产生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威胁一些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职工就业。

    2)使我国面临利益损失和价格风险。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源”依赖性的上升,导致我国能源供应容易受到实体因素以及投机因素的冲击,而直接导致利益损失。首先是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外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近年来能源价格暴涨使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的总额更是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其次是使我国面临价格风险。2005年以来,国际油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快,与国际石油炒家的大肆投机活动有很大关系,这进一步增大了中国能源(主要是石油)供应的价格风险,使我国国内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3)削弱我国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过度依赖“外源”的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某些能源资源的消费受制于国际市场供应方的打压,也面对环境保护的指责。近年来,我国在铁矿石、石油等领域的谈判屡屡受到国际市场阻击,在国际谈判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尽管我国在发展中承担了更多的环境压力,但西方发达国家却罔顾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鼓吹“能源消费大国责任论”,在碳排放问题上对我国提出了过分的要求。[17]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无形中降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导能力。

    3.对外技术依存度的提高及其冲击效应

    对外技术依存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对技术引进依赖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与技术引进经费、研发经费相关。其计算采取公式为:技术依存度(%=技术引进经费/R&D经费+技术引进经费)。一般说来,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适度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可以对国内起示范效应,增强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但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则会造成国内企业依附于国外核心技术而在竞争中惨遭淘汰。由于技术依存度与研发经费成反比,过高的技术依存度,往往反映出国内研发能力的欠缺和技术保障能力的薄弱。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表明该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强;反之,技术依存度较低则表明该国自主创新成分较大。注重引资数量和出口创汇导向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因重视国际贸易而片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生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的倾向。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及其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

    1)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不利于经济自主发展。在推进开放、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变动的总趋势是由低向高发展。在开放初期,我国还坚持以我为主,依托大量自身技术和自有品牌发展,但经历合资合作等过程,我国原有技术、品牌被摒弃的同时,导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自给率低,特别是关键技术自给率急剧下降。资料表明,2005年我国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18]2007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只占工业产值的8%,而发达国家占40%;软件产业产值我国只占世界比重的7%,而美国、欧盟则占到30%。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从开放初期的几乎主要依靠自我研发、自我发展,发展到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约60%,与发达国家对外依存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控制力。例如,近几年机械行业外资股权控制度一直维持30%以上,车用发动机和汽车、摩托车配件等行业,外资也达到对企业的相对控制程度,而在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轻工领域外资控制度已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又如,2008年以来,外资对钢铁、石化产业的技术控制度呈快速上升趋势,外资涉入并控制我国有色金属开采活动的步伐在加快。[20]由于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在技术上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其生产过程和产品市场逐渐被外资支配,经济自主性相应被削弱。

    2)过度依赖国外技术不利于国际竞争。中国目前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总体上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竞争力,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DVD57项关键技术中,我国掌握的仅有9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是全球第一,但国际竞争力仅为第12位、第30位和第13位。又如: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高度繁荣,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但中国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却没有实质提升,合资汽车企业仍倾向于从外方直接获得技术援助,而不是通过自主开发形成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21]根据国际经验,在来料加工的贸易方式中,生产国实际能够得到的外汇收入仅为贸易额的20%左右,国民所得更为有限。中国目前大量从事贴牌生产的企业,其利润额的92%都要被外资公司拿走,留在国内的不足8%。令人痛心的是,在这样微薄的利润下,我国出口产品既要参与国际市场价格竞争,还要同时受到贸易伙伴国内知识产权法律的限制。例如,目前我国已经成为美国超级301调查最多的国家。[22]当中国放弃粗放式的价格竞争而转向技术和品牌竞争时,西方跨国企业却凭借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先发优势打压中国产品出口。据报道,目前我国已连续6年位居337调查涉案国家(地区)的首位。[23]可见,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已成为加剧我国国际贸易争端、恶化国际竞争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3)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加剧国内低水平竞争。由于过度依赖于外国技术,我国现有的发明和专利主要还是集中在外观和实用新型技术上,原始技术特别是核心和关键技术一直难有重大突破,而外国投资商和技术拥有者却坐收巨大的专利利益。过度依赖于外国技术,还导致国内企业短期化倾向严重。很多企业只是简单地依靠来料加工、代工贴牌来维持生产运营,赚取生产链低端的微薄利润,并不真正努力创立自主独立的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使产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从而加剧产业同一化的弊端,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和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困难。



[1]笔者之一程恩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一文中率先提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参见《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

[2]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51期。

[4]龚宗杰:《跨国公司仍然具有两重性》,《经济参考报》201092

[5]崔鹏:《美国在对华经贸合作中受益巨大》,《人民日报》2011117

[6]马红漫:《外资企业应习惯平等竞争》,《环球时报》2010121

[7]尽管外资企业由于具有超国民待遇在我国获得了大量的优惠,但我国前两年却仍然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一家外商投资企业经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以后,它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向中国政府交税,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它就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企业”。(参见:翁阳.龙永图:《把外资在华企业当真正的中国企业来对待》,中国新闻网2008128http// www.chi-nanews.com)这种片面强调外资企业税收贡献和就业贡献,而忽视外资本质上与国内企业差别、盲目推崇开放外资进入领域的观点,显然是经不住实践和统计资料检验的。

[8]《我国利用外资连续16个月增长》,《北京日报》 20101216

[9]对此,前两年日本《经济学人》就曾载文“世界进入空前的超额利润时代”指出,发达国家通过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实质上获得了显著的超额利润。参见李长久:《在华外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关于“在华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争论和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10428

[10]陈军亚:《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光明日报》20101221

[11]刘世昕:《环保总局通报批评三家跨国公司污染行为》,《中国青年报》2008110

[12]华艳:《2009年原油产量下降对外依存度约为51.3%》,新浪网http //finance. sina. com. cn

[13]田甜:《2009年我国煤炭净进口超亿吨》,中国产业安全指南网http //www. acs. gov. cn

[14]《原材料进口连创新高,世界工厂变世界仓库?》,《中国证券报》2009511

[15]《需求强劲,我国基本化工原料进口增势持续》,《医药经济报》2010826

[16]何伟文:《应重新计算对美贸易顺差》,《环球时报》,20101228

[17]杜海涛:《“能源消费大国责任论”混淆视听》,《人民日报》201082

[18]《九大问题挑战“创新型国家”》,人民网200619

[19]《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亟待突破》,网易财经http //news.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