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回应“头胎较憨”说
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老大憨，老二精，老三最聪敏。”这一“俗语”也被一些主张“放开二胎”的论者拿来作为论据。其实，这个论据实在不怎么有力。
（1）“憨”为何义？老大为什么“憨”？首先要指出，这一说法可能算不上一个俗语，倒似顺口溜。所谓俗语，一般反映出某些人群的生活经验。那么，“老大憨”的说法真的反映了人们的普遍生活经验？事实上，这种好似经验总结的“老大憨”，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
其一，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初为父母者少有生养和教育的经验，一般只能在摸索中养育。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好像有些“憨”了。到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时，父母有些养育的经验了，孩子会比第一个孩子教育得好一些。这样解释为什么“老大憨”，可能又给了主张“放开二胎”的论者以口实：既然如此，那就应该生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呀？
其二，请注意，在这里说的是“好像有些‘憨’”。更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以下俗语，如“要得好，大让小”；再如“天下爷娘疼小儿”。头胎孩子即老大，在父母和社会上“大让小”的灌输下，自然养成了老实、忍让、吃亏是福，爱护弟弟关心妹妹的品性；老大，在父母生下“老三儿”时，已经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或说不需要父母特别关照了，因而“天下爷娘疼小儿”。不要以为这样解释牵强，因为还有一个理由：作为老大，总要担负起照看弟妹的任务，有所谓“半个爹妈”的传统做法，有时扮演着兄弟姐妹中的“带头人”和“监护人”角色。
其三，人类社会总是不会停止它前进的脚步，后出生的老二老三们，总是能够得到比老大多得多的社会刺激、文化信息、生活启迪。换句话说，老二老三们的世界往往比老大们的世界精彩。于是，老大显得憨了点儿。
（2）“老大憨”的说法，在制定“只生一个”的政策时，已得到了慎重的讨论和考量。1980年3月开始，国家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了五次会议，据曾参加过这些座谈会的人口学专家田雪原先生回忆说，讨论“只生一个”这一政策是否可行时，就有人提出民间的这一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当时专家查找了资料，发现美国飞行员中有40﹪都是“老大”，这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和能力进行复杂的工作。于是，这一说法便被否定了。
（3）个案不能成为“头胎较憨”说的论据。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头胎的老大，有的是有些智力障碍或先天不足。但这怎么也不能归咎于生育胎次，更不能因此而以偏概全。中国目前一些特殊情况下允许生育二胎的现象，由于科技、医疗、优生优育的原因，二胎避免了头胎孩子的一些先天不足，这岂能生拉硬扯过来作为“头胎较憨”说的普遍论据？
（八）回应“兵源风险”说
有论者认为，基于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国家一旦遭受战争，如果独生子女比例过高，对兵源和士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兵源逐渐短缺，可挑兵员越来越少。一旦发生战事或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时，国防风险也就随之存在[1]。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相对合理解决的问题。
首先，从绝对量上说，中国在整个21世纪不会存在兵源不足问题。即使2100年之后中国人口绝对数量只有新中国建国前的水平，也不会存在什么兵源总量“风险”问题。难道3亿、4亿人口以下的众多国家和独生子女较多的发达国家就不存在所谓“风险”？况且，现代战争的胜负主要不取决于军队的人数。
其次，不论在现实正常生活中，还是在征兵和战场上，我们都不能把“独生子女”的生命权凌驾于“多子女”之上。因为人的平等关键在于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当今世界各国的宪法，比较普遍地规定了公民服兵役的基本义务，这是民族国家抵御外侮、戡定内乱的客观要求（日本属于例外）[2]。《希腊共和国宪法》第13条第4款还规定：任何人均不得以其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或不遵守法律。这里面“对国家的义务”，当然包括服兵役的义务。我国兵役法第3条一般性地规定了公民平等服兵役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
可见，中国不存在缺少兵源的问题，中国也不必担心“国防已开始由‘小皇帝’们来守卫了”的问题[3]。独生子女兵与非独生子女兵不存在性格、能力、人格贵贱等区别。所谓“国防风险”等说法，不应成为反对“一胎化”的理由。不过，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立法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
（九）回应“大国空巢”说
在主张放开生育政策的论者中，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大国空巢”说。论者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导致了大国空巢、劳力短缺、学校破产；笃信“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人口大国优势论”、“生育文化决定论（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人口多多益善论”，“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主张“全球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走入歧途的计划生育惹的祸”等等[4]。限于篇幅，以下只分析其若干谬误。
（1）“大国空巢”说一向不以中国国情作为观察和述说的出发点。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5]
其一，论者对中国人口总量的压力是漠视的。截至2007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21万人，2008年底达13.28亿人[6]，尽管自然增长率已处于低位，但是在未来的近40年内还将有3亿人口的增幅。仅据学界中位方案预测，2045年将达峰值规模15.34亿人[7]。人口压力有增无减。“大国空巢”说漠视中国“最大的实际”——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对中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生育率仍存在反弹（甚至“一放即发”）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希望生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达70.7﹪[8]），而对中国控制人口的负面影响却夸大其辞，以至于认为当初马寅初和中央倡导计划生育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认为，虽然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9]。
中国的人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今，许多关乎中国国家大事的问题，归根结底往往都是因人口的规模过大。资源、环境、就业、住房、教育、交通、治安、分配、外贸等等问题，有哪一个与人口过多无关？简言之，人口总量制约着我国一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
其二，论者对中国就业方面的巨大压力是麻木的。据多数学者的研究和预测，在目前生育率不变的前提下，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将会面临一个来势汹猛的就业高峰，承担前所未有的失业压力。如按袁守启的预测，今后20年内，劳动力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2000年劳动力供给为7.14亿，2010年上升为7.82亿，2020年为7.75亿，而2010年劳动力的最大需求为7.4亿，2020年仍为7.4亿。2010年和2020年的失业率分别为5.18%和4.42%，失业人口分别为4000万和3400万[10]。按另一种算法，以女16～54岁和男16～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进行预测，2010—2030年将持续在9亿左右，比重约为64﹪，本世纪前5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将持续快于总人口增幅，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多万。与此同时，本世纪头30年随着非农化速度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约保持在2亿。这些研究的具体预测结果虽有差异，但结论却是共同的，即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将长期处于相对过剩状况。在稳定目前低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已经过剩。如果还要“放开二胎”生育，其结果只能是加剧这种过剩状态，增加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的数量。目前就业问题，还因大量下岗待业、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等变相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而更趋复杂，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解决城乡劳动就业问题，早已并将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难题。
（2）“大国空巢”说以耸人听闻的推论反对“一胎化”政策是错误的。按“大国空巢”说，因为计划生育，“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人口大国，有在短时间沦为空巢大国的危险，有失去人口大国优势的危险，有民族自杀、亡国灭种的危险……”其论说方式如下：“现在不少人口学家声称要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或者3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而1.3的生育率意味着持续的老化，这数千万人口到时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劳力少得可怜，由于人口的持续老化，社会将难以发展。可见，不要说我国有13亿人口，就算是有130亿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几千万甚至灭亡。天不老地不荒，人生却是如此的短暂，倘若彻底停止生育，即使现在中国有130亿人口，但一个世纪之后也该都进了黄土，到2100年中国也该亡国灭种了。”[11]请看，先说持续老化，再是下降到几千万，最后亡国灭种，而论者强加的虚妄条件却在不断改变：先是生育率1.3，再是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最后是彻底停止生育、一个孩子都不生。这样，中国的“计划生育”便摇身一变，成了“亡国灭种”。这里的危言耸听和双重标准（一边认为“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一边却又主张“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划的结果”[12]），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现有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和人口容量比美国少得多，而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对比13亿之众的中国，在人均国力和综合国力等方面都要大得多，也未见美国说人口总量不足。在目前的资源、环境、技术和管理条件下，人口少一些要比人口多一些能使中国的发展困难少些，发展质量高些，人民得到的实惠更多些。因此，与美国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相比，即使中国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措施，至少在未来一个世纪左右，也根本不必担心人口过少。美国人口只有2亿多的时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超级经济强国。中国要较快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没必要具备8亿或15亿人的前提条件。如果要确立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我们倾向于采取立法、经济、教育和宣传等综合方法，通过“一胎化”为主的长期政策，让中国总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先得到有效控制，再逐步较快地减少，比让中国总人口静止在15亿或8亿上更有利于现在和未来的又好又快发展。相比澳大利亚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人口仅2千万尚且不偏好移民，我们这个每3年接近净增一个澳大利亚人口的国度，还有必要担心未来劳动力的短缺吗？
（3）“大国空巢“说认为，为了拉动内需就要鼓励生育。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上介绍，2007年全国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而据测算，如不实行计划生育，只有1800多美元。撇开投资和外贸不谈，即使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来分析，我们应当提高现存人口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再新增几亿人来拉动内需。不能认为一旦人口减少，内需就会萎缩。论者从事医学工作，似乎不明白一个经济学常识：15亿人每人消费1万元与5亿人每人消费3万元，内需总量是一样的。
（十）回应“独子性格”说
“独子性格”说，是主张“放开二胎”论者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然而，一旦全面审视学界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历程和结论便可看出，独子性格说远不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论据。
第一，认为独生子女有性格缺陷的研究成果在减少，认为独生子女具有积极性格特征或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性格倾向方面差异的研究成果在增多。
如果以1986年《光明日报》为时半年之久的全国性独生子女教育大讨论为界，我们可以把30年来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阶段一分为二。在前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中，关于独生子女是否具有性格缺陷等消极方面的争论，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和各自的倾向性。
前一阶段的研究大多认为独生子女在性格特征上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倾向，甚或有的断定独生子女就是“问题儿童”。作为《光明日报》讨论的最后总结，专家指出了那时独生子女教育的问题：一是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资过剩，品德教育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前一阶段研究中，代表我国学术水平的《心理学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教育学》等杂志所发表的成果，采用心理统计数据作出了质和量上的判断，比研究初期多以观察、个案推断等手段有较强的科学性，其结论也十分明确：普遍认为独生子女性格缺陷等特征在总体上并不存在。
而后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则大多明确肯定了独生子女在某些方面较非独生子女具有积极的性格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在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独生子女数量逐渐增多及其背景下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学界在对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后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是一种随独生子女的年龄变化而变化的现象，并且这种变化的总趋势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13]。
如果我们再把30年的研究历程进行综合剖析，可以看到以下研究趋向：即随着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科学性增强、研究的学科性质凸显等，认为独生子女有性格缺陷的结论逐渐减少，认为独生子女具有积极性格特征或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性格倾向方面差异的成果逐渐增多。
第二，少数个案不能拿来作为独生子女整体定性的依据。社会上乃至学界一些夸张之辞如“小皇帝”、“问题儿童”等究竟是怎么流传的？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其合理性？对问题甄审后的回答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人们的谈资甚至“研究”中，一般充斥的是一些非常态的、少见的事物或现象，人们对之多有兴致；而习常的、应该的和多见的事物或现象却是没有多少位置的，既为司空见惯，故而熟视无睹。当人们在谈论个别或少数独生子女的任性、自私等倾向时，他们实际上忽视了更多发生在他们身边的、行为表现都十分正常的独生子女[14]。而所谈个例，由于其个别和特殊，不免人云亦云，于是给人们留下了有关独生子女整体的印象，促使个例变成了“整体”，个别走上了“一般”。
如1983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一大群“小皇帝”》一文，认为中国的父母今天都跪倒在自己的独生子女面前；1986年，北京《中国作家》便刊登了报告文学《中国“小皇帝”》，作者哀叹：今天的父母看来只是抚育孩子成长，事实上却在创造历史。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有人提出独生子女容易得“四二一综合症”，于是这种症状便“三人成虎”，连“四二一家庭”好似也成了中国走向衰败的说辞；有人写了个《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于是便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拿什么拯救你，独生子女们”。1980年上海市幼儿教育研究室等单位进行了“四岁至六岁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与品德教育”的调查。调查以70名独生子女和30名非独生子女为对象，得出独生子女“挑食、挑衣、不尊敬长辈、不爱惜用品和玩具、爱发脾气、无理取闹、比较自私、不懂关心别人、胆小、生活上自理能力差”等结论。尽管调查也指出了非独生子女身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但由于是中国最早的独生子女问题研究之一，以致其结论至今还经常被引用[15]，甚至夸大和“传抄”。
第三，部分独生子女的部分不良倾向，完全可以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教化、体制机制调整和社会交往实践等措施予以纠正，就像非独生子女的部分不良倾向也是这样纠正的一样。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性格和言行往往与该社会的各种制度、教育等密切相关。我们刚刚看到，“80后”、“90后”甚至不到10岁的“2000后”一些“新新人类”，是怎样在“5·12汶川大地震”后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怎样以实际行动颠覆自己“被毁掉”的形象。所谓的独生子女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制度环境以及家庭、学校和社会教化方式的问题，是“社会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问题[16]。学界有关“差异是一种随独生子女的年龄变化而变化并逐渐缩小”等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同社会化因素（如不同的年龄阶段、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随着独生子女的年龄变化而发生变化。年龄越小，父母、家庭对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影响和作用越大。比如年龄越小的儿童越不喜欢他人与自己分享一些玩具、食品。因为是独生，于是习惯了“独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多地受到学校和社会大家庭的感染或制约，开始与父母疏离并向同龄群体靠拢。而且孩子各自所面对的父母和家庭的差别相对要大一些，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媒等则是相同或相似的。这种相同性或相似性，成为使差异逐渐趋同的重要机制[17]。所以，儿童也并非只能在通过与兄弟姐妹相处中才能社会化；“独子难教”、“兄弟姐妹为朋友之本”[18]等观念并非具有绝对意义。
第四，某些研究成果缺乏科学分析方法。学界所揭示的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至今依然是人们难以客观公正地看待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主要障碍。如理论性研究的主观化、个别化倾向，普遍存在着的无经验数据支持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经验性研究中缺乏科学性，方法上存在研究设计的简单化，资料分析的表面化倾向，有不少的研究结果是在对象选择、样本抽取、概念操作化、变量测量、统计分析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且单纯描述现象较多，着重于现象间的内在关系的探讨较少；研究对象以学龄前幼儿、学龄儿童为主，对青年期普通独生子女的研究不够；在对大学生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将实际上属于城乡变量或家庭背景变量所造成的差异，误以为是独生与非独生所造成的差异；对于与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未来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宏观性、潜在性和未来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在看待独生子女的成长与发展状况时，忘却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中国社会大变化[19]。可见，撇开资本主义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性格倾向的多种组合状态不谈，目前许多被认为是中国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与我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和共同问题。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种种差异和不同，可能是两代人（50—70年代出生的人与在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生的人）之间的差别，而非两类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20]。因此，“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和“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21]等批评，并没有认清社会所影响或赋予的两代人之间的性格倾向和差别。
原载《激辩“新人口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作者为王新建）
[1] 本报记者：《独生子女家庭的五大风险》，《报刊文摘》2006年9月15日。
[2]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379页；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3] 杜乃华：《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独生子女兵”问题探析》，《青年研究》1993年第12期，第28～31页。
[4] 易富贤：《大国空巢》，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5] 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2月12日，第1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2009年版，第964页。
[7] 李建民：《持续的挑战——21世纪中国人口形势、问题与对策》，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8] 陈立．2007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2008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年鉴，2008：4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人民日报》2000年5月8日第1版。
[10] 袁守启：《中国未来20年的劳动力就业与流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9年第11期，第4～8页。
[11] 易富贤：《大国空巢》，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2] 易富贤：《大国空巢》，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433页。
[13] 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规模、差异与评价》，《理论月刊》2006年第4期，第5～10页。
[14] 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规模、差异与评价》，《理论月刊》2006年第4期，第5～10页。
[15] 苏项兴：《独生子女：从新国情向新学科的发展》，《当代青年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15页。
[16] 李妍，李晓莹：《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探析》，《才智》2009年第11期，第256页。
[17] 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规模、差异与评价》，《理论月刊》2006年第4期，第5～10页。
[18] 唐勇林：《“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南方周末》2009年4月9日。
[19] 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第90～99页。
[20] 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规模、差异与评价》，《理论月刊》2006年第4期，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