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经济学

程恩富: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2018-06-24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作者:程恩富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最近,中央领导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整体看来也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前苏联的蓝本有很多不适应。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形成。西方教材乘虚而入,正确的态度应是批判地接受。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编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要编写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参见《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海宣传通讯》2005年第3期,第18页。]这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精神是正确的。

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几个学派,与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存在异同点(展开地说,日本的官方经济学与学界多学派的经济学就有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和布什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某种选用和综合的关系,而主要不是学界经济学拥护和赞美官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同时,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在西方资产阶级“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的新形势下,最不明智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引导和评价,是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视在西方主流理论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最高学术水平,并给予重奖,而不支持甚至贬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需要改进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2000年,笔者在学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经济理论研究》2004第1期。]去年以来,中国社科院刘国光教授也使用此提法,并严肃指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这与后来河南财经学院杨承训教授强调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克思经济学为魂,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的观点,也非常相似,[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但与主张“西学为体,马学为用或中学为用”的观点反差较大。北京大学已故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生前为笔者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所说的“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参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也是一个科学处理现代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向。近年,除了胡代光、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丁冰等资深教授和“老海归”,又涌现出中国社科院左大培和许建康、北京大学王志伟、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张忠任、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等知名教授和“中年海归”,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孟捷、北京大学余斌、上海财经大学朱奎和薛宇峰等经济学博士和“青年海归”,这些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也基本持上述观点,同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老中青学者一起,形成了日益壮大的现代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术阵容。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或者说,笔者和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等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发展思路是什么?我们主张,以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经济学。

第一,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是思想源泉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但证伪只需一次,也许这一证伪只具有个别或局部意义。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其实,与西方产权学派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而苏东国家的经济大倒退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等,恰恰表明资本主义或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某种不相容。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理论基点

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其实,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等,难道没有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争?所以,症结不在于要不要“主义”一类的价值判断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进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利益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列宁经济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简言之,采用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利益人”(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或“自私人”不同“,利益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假设前提,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须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可见,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表述“科斯定理”“、帕累托最优”或“市场效率假设”等方式,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到的这类假设及其前提条件,大幅度提高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

第三,古今中外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是学术渊源

广义地说,沿用式的继承、批判式的发展和否定式的摈弃等,均呈现出某种学术渊源联系。狭义地理解,也可将学术渊源界定为一种学术与另一种学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来源关系。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地位和渊源关系,而盲目排斥其他;或者反过来,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品的学术作用。经典是必须拥有和重视的,但仅仅拥有经典是远远不够的。

综观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术体系均难以彻底抛弃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将超越和创新同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有扬有弃。不仅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近现代经济学说的综合经济学家,李嘉图、弗里德曼、诺思等创立了新学派的西方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创立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一概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

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一外围”、“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等国际贸易理论,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各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左翼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

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颗粒。台湾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也值得高度关注。

第四,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是新颖方法

马克思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三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并未主要沿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也曾被视为学术前沿和最新工具。这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是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旧程式的。

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例如,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哲学方法对理论经济学的功用将逐渐凸现为最大和全面性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总体异化论和范式说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又如,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尽管政治经济学名称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目前西方建立的新政治经济学又属于另一种含义),然而,理论经济学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学的营养。关于市场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关于经济周期与行政推动或政治选举的关系,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霸权主义的关系,无不需要结合一定的政治学方法和观点去透彻地解释之。再如,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存在美与丑的现象,也有股市这类“野兽之美”的状态。“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对于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来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度和学术品位。此外,要借鉴系统论、信息论和场态论之类的方法和知识。依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性,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作系统化分析;依据层次系统优于非层次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层次化分析;依据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开放状态分析。不确定性、风险、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信息学观点,“场”等物理学观点和“社会场”的观点,均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层面考察具有方法论的新价值。

 

参考文献:

①参见《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海宣传通讯》2005年第3期,第18页。

②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③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经济理论研究》2004第1期。

④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

⑤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

⑥参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