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危机的调整期，进入低速复苏阶段，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充满变数。虽然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全球性力量尚不够强大，但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五国”和东亚地区，在应对这场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中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程度不同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长期以来，东亚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就决定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是内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东亚有别于欧盟、北美地区的特殊性。可是，由于受到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一些影响东亚经济增长的要素由外部提供的成本将越来越大。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已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布局重新调整，这也将会对东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地位构成冲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再造东亚经济的奇迹，如何调整东亚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实现东亚经济的成功转型，如何重新探寻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东亚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东亚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特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推行经济的国际化与市场化战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先进管理经验，同时东亚国家间也开展了有效的区域合作，使得东亚地区保持着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催生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东亚经济发展路径也存在着对外经济依赖程度过高和对内经济发展过于市场化等问题，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１．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强，经济一体化进程任重道远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东盟率先发起东亚区域合作进程，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种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作为目前东亚地区较成功的经济合作组织，东盟正成为推动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种称之为“雁行模式”的经济合作方式，这种模式的原型是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日本从欧美引进产业技术，随后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从日本引进产业技术，通过“模仿”机制的传导，共同创造“东亚奇迹”。迄今为止，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逐渐意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目前东亚许多国家的重要经济伙伴并不在本区域，而是美国等非亚洲发达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更愿意把精力投向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致在全球的三大经济发展板块中，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都实现了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东亚各国由于缺乏信任和争夺经济合作领导权，仍然没有建立起以降低和取消关税，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实现相互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等自由化为目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正因为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尚未形成，再加上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异较大，以及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程度较高，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会受到制约，极大地限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和贸易增长潜力。
２．东亚若干国家放松对经济的监管，推行“唯市场化改革”
在东亚的经济起飞时期，东亚地区素以“强政府”著称，政府干预是比较灵活有效的，能够及时地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抓住机遇，审时度势，不断地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行制度创新。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许多国家在国内外多因素的作用下，逐步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抛弃了“强政府”的调控手段，开启了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取消对国际流动资本自由进入的管制，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增强。
以韩国为例，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放松对关键经济领域的控制，其中之一就是减少对银行业的管制，允许外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的短期“热钱”自由出入韩国，导致外国银行短期贷款在1993～1996年之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但当韩国经济在1997年开始出现衰退之时，外国银行却要求韩国支付６００亿美元的短期贷款，这使得韩国货币急剧贬值，并导致韩国在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韩国的ＧＤＰ排名由1996年的世界第11位下降到1997年的第20位，国民财富缩水近半。到1998年初，韩国前30家大企业已有８家破产，15家银行停止营业，并有１８家大银行被国际资信评级机构评为“不适合投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受美国操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不是鼓励韩国恢复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以防止危机再次来临，而是企图利用韩国的虚弱之际，摧毁“韩国模式”，在东亚推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随着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大量外国商品涌入韩国市场，使得韩国曾经相对受到保护的民族产业遭遇强烈竞争，很多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陷入困境。
日本受美国诱导签订了金融方面的“广场协议”，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被刺破后，近20年来国民经济增长极慢。在日本学界和政界均颇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教授在《我为什么放弃新自由主义》一书中，作了严厉的自我反省和客观批评。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严厉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恶劣政策的严重后果。
３．东亚许多国家降低国有经济的发展规模，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减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国家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不少国家都实施了以发展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为创造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各国国有企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３０％，个别国家则达到４０％以上。但进入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东亚一些国家私有垄断资本的扩大，强烈要求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美其名曰“民营化”）把大批资本转入私有企业，并迫使国有企业让出大部分经营领域。因此，国有企业便成为这些国家私有化的重点目标，导致这些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减弱，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进行有计划的合理调控的能力减弱。当国际性或区域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些国家无一幸免。
以韩国为例，韩国的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３年共四次民营化过程，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完成了民营化的转型，由于政府所有权并未随之转移，因此真正的民营化并未得以实现。由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韩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使韩国遇到了自经济起飞以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韩国政府乘机采取反危机措施，其中就有以国有经济转型为目标的民营化计划。1998年7月3日韩国政府颁布了“第一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计划”，将26个母公司中的11个实现民营化。在这11个计划实施民营化的企业中，将有可能立即实现民营化的５个国有企业确立为完全民营化的目标，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主要以母公司为主。接着，韩国实施了以子公司为目标的“第二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计划”。对于那些与成立目的、宗旨不相符或经营状态不佳的子公司予以出售或清算，对于那些职能相似的子公司则予以兼并或合并到母公司，这样，国有企业在韩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大幅下降，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大企业大部分被私有经济把控，导致整个国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减弱，以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的外汇和出口市场以及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的遭受重创，２００８年韩国ＧＤＰ只增长了２．５％，商业银行外债高筑，信贷泡沫严重，甚至因大量境外投资者逃离韩国市场使得韩元一度暴跌，西方媒体一度称韩国为“亚洲的冰岛”。
二、东亚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席卷全球，称之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之一的东亚地区，其经济一体化进程却远远落后于欧盟和北美两大板块，发展速度放缓，前景很不明朗。因此，如何制定有效的东亚经济发展战略，探讨未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模式和发展路径，关系到东亚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前景。
１．注重加强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实现东亚经济的一体化，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方式不断呈现和发展，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共同体和关税同盟屡见不鲜，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内有学者指出，当代世界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和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制定权差异，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原因。在技术和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国际不平等交换应从形式和本质两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1] 因此，作为还未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东亚地区，应该明确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是东亚各国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更有利位置的唯一选择，各方都应把经济一体化作为本国的基本经济战略，树立在东亚经济区域内进行优势互补以促进共同发展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加强区域性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东亚各国应统一合作理念，协调推动力量。目前中国和韩国已基本突破日本一雁领头的“雁形结构”（日本经济学教授创造该词），日渐形成由中国和日本领先的“双头鹰形结构”，或再加韩国的“三足鼎立结构”，或再加东盟的“四驱车形”结构。[2] 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东亚各国对日本缺乏政治信任，以及东海和南海存在争端，因而当下加快东亚经济合作的关键之一，是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应采取缓和东海和南海争端的措施。在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不应片面追求以某一国为主导（如日本所宣扬的东亚经济共同体），而是在重要经济决策中，形成常务理事会制度，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都有投票权，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决策和协调机制，便于统一合作理念和行动。
其次，东亚各国应循序渐进，重点突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上，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而东北亚区域的整合，特别是中日两个大国的合作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一个迂回的方式是，中韩应与东盟先组成自由贸易区，重点突破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倒逼日本，使其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进一步推动金融一体化，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为东亚和整个亚洲经济的高效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
可是，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主导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绝不会支持排他性的区域经济组织，作为在东亚拥有重大利益的国家，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一直影响着东亚一体化的进程。美国既利用技术垄断手段，还通过美元霸权、文化渗透等手段制造南北失衡，阻碍其他国家的发展。[3]早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在乌拉圭举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议决裂之后，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便已提出了“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由于这个构想只包括东盟和中日韩，不包括美国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此遭到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极力反对和抵制，最终破产。
在１９９７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时，由于对国际货币基金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有看法，日本提出了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建议筹资１千亿美元，日本出５００亿美元，给受国际投机基金攻击的会员国提供资金援助。但因为地缘政治因素，加上美国担心这将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的影响力，因而反对此一提议，导致构想搁置。
可见，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一直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干扰。尤其是美国的《外交杂志》2011年11月号刊登了美国鹰派国务卿希拉里的长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提出今后十年将大量资源投入亚太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其主要原因是亚洲经济迅速发展、新兴国家实力快速增强、区域融合出现了新局面，美国十分担心失去对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因此加大对这一地区战略投入。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调整，以及种种“冷战”和“温战”软硬结合的“巧实力”措施，已导致了中日、日韩、韩朝、南海等诸多争端问题的急剧升温，东亚地区逐渐成为不稳定的区域，从而步步实现了美国制约和破坏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合作前景的利己目的。所以，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应该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实质，抵制美国插手东亚地区的各种争端和事务，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增加互信，形成共识，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东亚的复兴》一书指出，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间，亚洲制造业生产网络体系的建议已经使亚洲摆脱了依靠低成本的局面，而是更多地依靠集聚优势、规模经济优势，而且这个东亚网络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了。面对东亚不断升温的合作格局，近年美国大力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其对东亚的整体合作和各国经济发展究竟会带来何种利弊，值得认真定量定性研究，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不应匆忙加入。
２．注重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调节作用，反对“唯市场化”的政策取向
保罗·克鲁格曼于１９９４年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指出，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不是靠本国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随国内要素动员能力的衰减而趋于下降；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高速增长下隐藏的结构问题就将浮出水面，并在外部冲击下引发经济动荡。克鲁格曼的评价似乎有些过头，因为至少日本并非如此，韩国也不完全这样。但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或多或少存在上述问题，必须逐步消除。问题是如何消除？“唯市场化”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消除？
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二战后，位于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在三四十年内跻身于世界发达或较发达国家之列，与它们能够结合本国的发展特点，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过，也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由于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推动，新经济自由主义浪潮在国际上迅速蔓延，已经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使各国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调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安排和民族经济利益。[4]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几乎在一夜之间，曾经广受好评的东亚模式从高峰跌入低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西方机构和学者们，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东亚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以强权垄断替代经济发展规律，人为制造经济需求，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其实，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原因不在于发挥产业政策调节经济的“政府主导型”东亚模式，而是这一模式的转向，转向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导致政府外汇政策的失误和资本市场的过快自由化等。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中曾根1982年开始执政之前，没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1955～1981年的27年中，日本的名义ＧＤＰ从83695亿日元上升到2579629亿日元，增长30.82倍，日本的实际ＧＤＰ从470750亿日元上升到2997626亿日元，增长6037倍。其中，1956～1970年是日本的黄金发展时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7％，特别是1966～1970年，年平均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日本从中曾根政权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1982～2008年的27７年中，日本的名义ＧＤＰ从2706007亿日元上升到5076147亿日元，只增长了1.88倍，这个时期日本的实际ＧＤＰ从3089272亿日元上升到5572194亿日元，只增长了1.8倍。下表列举了1955～2008年日本各个阶段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
1955——2008年日本各个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 年平均增长率 | 年平均名义增长率 |
1955-1970 | 9.7% | 15.6% |
1970-1979 | 5.2% | 13.6% |
1980-1989 | 3.8% | 6.1% |
1991-1999 | 1.5% | 2.2% |
2000-2008 | 1.5% | 0.2% |
可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日本推行后，经济增长率一直下降，并没有让日本政府得到所预期的效果，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日本推行后所产生的恶果。正如曾经是“美国式市场万能论”、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教授所说，所谓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都是精英们作为榨取大众而利用的“工具”或者“隐身服”而已，这位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旗手甚至在媒体上公开宣布：我坦率地反省，自己迄今的主张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近年来东亚许多国家由于没有很好地提高政府干预的效率和质量，以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而是在某些重要领域主动削弱政府干预，导致政府对国际经济环境的敏感性大大削弱，从而不能及时调整战略，结果加速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可见，要实现东亚经济的再转型，就必须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双重调节作用，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恢复“政府主导”国民经济和对外合作的调节功能，使资源配置更符合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以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率，坚决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政策，反对“唯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不良措施。
３．注重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防止私有资本在重要领域的过度垄断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和重要手段，无论是对东亚各国在资本积累方面，还是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方面，曾经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东亚一些国家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后，国有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大大缩减，国家对国民经济调控的能力减弱，因而当发生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的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些国家立即被卷入其中，遭受重创。其根源在于，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不仅加剧了对其国内劳动者的剥削，通过消减国家福利、打压工会力量和压低工资增长等，使财富加快向大资产者转移。同时，这些积累起来的资本还不断开拓和征服全球市场，攫取他国劳动者的财富。而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国家本身也有自己的教训。[5] 就后者而言，总结危机的成因，一是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缩减，这些国家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一些应对危机的有效政策无法推行。二是私有资本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过度垄断，导致国民经济的命脉由私有资本把控。由于私有资本的趋利性，其多数并不是站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决策，而当危机来临时，外部资本迅速出逃，国内的私有资本为了避免更多的损失，也不会积极响应国家的调节，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就会加重危机的危害性。
鉴于此，东亚要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便离不开经济政策的成功转型，即从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型为新凯恩斯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其中在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管理制度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当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显现出来后，国有企业能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这样就会有利于抵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保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力，增强国家平抑经济波动的能力，会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还应减少私有资本在重要领域的过度垄断，避免社会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才能更好地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正效应。
近几年，中国能够较快应对西方金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恢复和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释放出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正效应，其中，国有经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多种效用。目前，中国存在的贫富分化、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行贿失信和思想混乱等问题，均与国有经济主导和公有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减弱密切相关，这又从反面证实了“公有制高绩效”定理及其经济社会综合效应。
总之，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区域板块，东亚地区也在充分利用这一发展趋势，并把发展经济和提高综合国力作为经济的首要问题，取得了经济的巨大成功，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特定原因，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不少约束条件，对外经济的过于依赖和对内经济政策的过于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东亚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因此，东亚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东亚各国和地区只有理性务实地开展经济互利合作，深入挖潜并深化东亚已形成的区域合作模式，加强各国间的互信和共识，警惕和消解美国的种种挑拨，同时在东亚各国国内，应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反对“唯市场化”的政策取向，大力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东亚地区才可能创造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二作者为张福军）
[1] 马艳、李真：《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创新及其衍生效应分析》，《海派经济学》2009年第5辑，第148-165.
[2] 程恩富先后倡导该三词，参见程恩富、夏晖：《东亚经济的调整与合作》，《财经研究》，2003年第7期，第34－38页。
[3] 程恩富：《超越霸权，建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22页。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2卷
[4].王志伟：《如何认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影响及其教训》，《海派经济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６２－７６页。
[5].侯为民：《双重过剩、债务泡沫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海派经济学》，2013年第4期，总44辑。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