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经济学研究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表现之一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盲目扩大趋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也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足的矛盾。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当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就美国次贷危机而言，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存在，导致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致使劳动群众购买力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当次贷借款者无力还贷付息时，次贷危机就爆发了，此后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
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过度消费”、“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政策失误”、“低估风险”、“金融衍生品泛滥”和“美式裙带资本主义”等因素造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就是美国居民对住房的购买需求大大超过其收入水平，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而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持信息不对称论的学者认为，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存在次债买卖双方和次贷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银行把款项贷给了没有偿付能力的人，从而埋下危机隐患。持监管不力论的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监管墨守成规和监管体系不健全。美国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让给私人信用评级机构，私人机构追逐利润目标而放弃了公允标准，以至于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持政策失误论的学者认为，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催生了房地产泡沫，随后又连续加息，次贷购房者还贷负担不断加重，以至于无力还贷，加之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下跌，次贷危机爆发。持低估风险论的学者认为，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贷款机构放松了过去长期遵守的贷款发放、审核的基本标准，信用评级机构等都对前景过于乐观，忽视了隐藏的风险，致使危机爆发。持金融衍生品泛滥论的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美联储、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在内的各个市场参与者的共同作用，美国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投机过度，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以至于流动性过剩和风险膨胀。[ 25 ] [ 26 ] [ 27 ]持美式裙带资本主义论的学者认为，与一些亚洲国家以“姻亲”、“朋党”勾结为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不同，“美式裙带资本主义”表现出私人资本与政府相结合，政府成为私人资本的保护伞。私人资本公司在议会和政府中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金钱和游说对政治家的决策施加巨大影响，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大搞“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和假公济私。美国“两房”是官商勾结的典型，享有特权，可以发行得到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券，拥有或担保了美国市场上大约一半的房产按揭业务，成为次贷危机的最大推手。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后却及时得到了政府救助。[ 28 ]
上述观点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作出了解释。“过度消费”、“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政策失误”、“低估风险”、“金融衍生品泛滥”和“美式裙带资本主义”等因素的确是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诱因。但它们均属于金融危机爆发的浅层原因或操作层面的原因，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而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即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并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同时我们看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1929 ～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一次危机”，其影响范围之广和危害之重已超越了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上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世纪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又称“百年一遇的危机”。而这正是美国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使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和不持续性，又加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程度。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及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短期和片面追求利润极大化，偏好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能只寄希望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1929 ～1933 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流行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就此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这一药方灵验了一时，长期来说并不灵验，进入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滞胀现象，因而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大危机再次爆发，自由主义政策再次失灵，资本主义政府又重新拾起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来对付危机。实践必将继续证明，资本主义世界采用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最多只能延缓矛盾，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将继续爆发。[ 29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注意既从基本制度层面，又从具体机制层面防范和预防危机。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就要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从体制机制层面，就要发展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在夯实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发展和改进金融体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以期保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速、更全面、更协调和更持续的科学发展。[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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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经济纵横》2009年第8期，第二作者为王中保，第三作者为崔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