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争论有很多，这里将用十个关键词说明国有经济争论的几个难点。
第一个关键词是国企的效率。央企2013年前11个月利润达到1.2万亿，增长速度是7.5%，交税增长5.4%。从西方经济学讲的微观效率来看，其实现在已经不低了，认为低的一些文章都是从片面的角度来讲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用十年左右的统计资料来论证国有企业效率的文章，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低。大多数关于国有企业的理论文章都比较片面，多数属于是西方经济学进行片面假设的范畴，无助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分析，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希腊国家关门的根本原因。效率不光是微观效率，还有一个社会绩效，所以我认为分析国有企业也好，别的经济也好，有外部效益，还有宏观的整体国家的效益，这个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是承认的。比如有些事情不愿意干，国企去干，利润比较低，谁干都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词，对微观和社会绩效要进行系统分析、全面的因素的分析，不能只是进行片面的分析。
第二个关键词是垄断。由于最近十年国有企业效率已经很高了，进入世界500强的也很多，于是最近五六年、七八年一些偏右的舆论说总体上是国有企业垄断，不再讲效率，而是说国有企业效率比较高，利润比较高，就是垄断。关于垄断的文章比较多，不是国家垄断，就是私人垄断。甚至包括印度这些国家，都是垄断，他们的西方经济学都讲了，是垄断竞争，是极少数、极个别大企业和众多的中小企业并存的局面，所以他们说大企业、小企业都是私人企业。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讲的民生是说大企业一般是国有的，中小企业可以是私有的，中心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人说的企业也应该逐步私有化。我在2002年向江泽民总书记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民主义有什么区别，当时有的经济学家已经主张大企业也应该让私人先参股、后控股，那就变成私人企业了，不过是国家参股的私人企业而已。如果它是大企业垄断的话，那它就是国家参股的私人垄断企业。所以当代的任何国家的经济，除非非常落后的非洲、拉美等，是基本自由竞争的，不是，都是垄断竞争，西方经济学上讲了。80年代末我就持这种观点，当时和南开大学老教授讨论，他的著作里面在国内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的结构应该是垄断竞争，当时因为我学习方经济学，我也觉得应当这样，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走了弯路，从1988年底学习西方经济学，就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原始竞争，所以把大公司都扯散。但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很大的公司通过兼并变成超大集团公司，通过所谓一次一次的并购浪潮，微软很大，当时要解散，后来没有同意，为什么？因为要参与国际竞争。过去的胶卷许多国家只有一家，没有听说美国、日本要让其解散，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没有，而是利用它参与国际竞争。所以中国人不能太天真，不能太浪漫，要有国际竞争的意识。
可见，地王不是私企就是外资企业，因为地价高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并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这是两相选择。西方只反垄断行为，价格同盟、捆绑销售。但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吸取了西方反垄断法的经验，没有把国有企业叫做垄断企业。人民大学法学院专家在报纸上写文章，把国有企业坚决叫成垄断企业。那个小册子我看过，只反垄断信念，不反生产经营的集中度，你的集中度是40%、50%、60%、70%，西方的没有反，我国也没有，学习西方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理论界有些观点要把它恢复到70年代以前的主张，就是生产经营集中度不能太高，实际上是以这个为理论基础的，但是这个西方已经变了，中国反垄断法起草小组的人也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经济学界很多文章讲反垄断是反什么？是反垄断经营，是反生产经营集中度，就是你太高了，那是不对的。集中度高，有两个国有企业、三个国有企业也就可以了，西方只有一个大的公司。所以眼睛还是要看看国外到底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没有搞清楚不要乱说。
第三个关键词是企业分类。“十二五”计划已经列入了国企分类，国资委曾经要将国有企业分成盈利性的、公益性的和竞争性的企业，但专家和国企的经营者反对。因为公益性和竞争性的概念是不对称的。竞争性是针对垄断型的，盈利性是针对非盈利性的，分类本身就存在问题。这种分类不能先是由少数起草小组的起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替有关中央文件起草，这种起后的报告会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因为他不一定知道每一句话国内外的学术界的背景（、这个丝毫没有贬低，这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他往往就首肯了）。首肯之后起草小组再去征求意见，实际上是居高临下的，因为政治局已经原则上通过了，那大多数人不同意也不行，这是不民主的。民主的决策程序并不是这样的，政府要做出决议，必须经过很多单位的认真讨论。所以现在真正要改革的就是决策程序，这一点不改，很多决策就会有问题。涉及到经济、民主的问题，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国内外非常强调政治民主，但是决策程序上并没有真正听取大家的意见。
大多数国有企业，现在115家央企一般公司性的要占68%，根据我们研究划分，分为三类，第一类和第二类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特殊功能，叫一般商业公司占68%，所以大多数都是竞争性的，从数量上来说竞争性的可能还是占多数。这一点讲得对，除了造币厂其他都是可以竞争的，后来我们也补充了一句，造币厂也是可以竞争性的，两个造币厂，国家订货，所以没有什么竞争性、非竞争性。这个在西方经济学里面为什么有自然垄断？就是因为实行凯恩斯主义，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有进步性，所以这都是相对的，西方可以有私人部队、私人监狱。但是分的目的是什么？有些理论认为分完以后就是一般竞争性垄断就全盘退出了，这个早就有了。所以他们讲的分和我们讲的分是不一样的，你提出四个以后，接着人家就说，你这四个没有必要，如果你没有参照系的话，那根本就没必要。军火工业也可以私人化，美国都是私人化的，这种都是相对的，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大做文章，没有实质性意义。我赞成分，但这个分是相对的，分的目的不是分完以后做去消灭一般性的商业公司，淡马锡很多都是竞争性的，就是商业公司，它能搞好，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好呢。所以分类我是赞成分的，怎么分法，还要发扬民主，好好的说。
第四个关键词就是干部考核。有人主张分成两类考核，我的看法不是分成两类，因为这个分是相对的，应该是分指标考核。你是纺织业的，你是军工的，你是石化的，每个行业的指标都不一样。有的是主张分人，分成两类或者三类，这样就往往会有问题。所以考核应该是分指标考核，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指标，而不是不整个人分成两类。
第五个关键词是国有经济的功能是什么，我概括为六大功能，基础服务功能、流通调节功能、技术示范功能、社会创立功能、产权保障功能。社会创立是什么意思？如果国有经济太少，刚才讲的1.2万亿那可能大部分就流到私人口袋里去了，因为私营经济是为私人牟利，国有经济是为国家牟利，集体经济是为集体牟利，这很清楚。再加一条非经济方面的，还应该是有国民凝聚功能，国民凝聚力，私有经营的凝聚力和国有经济的凝聚力是不一样的。
第六个关键词是经营目标，国企经营的目标大部分还是追求长期盈利极大化，少数企业可能是连续亏损或者不赚钱，但是也要保持增长，国有企业不要提保持增长了，就提社会服务，这个功能就必然导致最后国有企业只占国有企业的百分之几，所以它的盈利目标应该是多数对企业长期盈利极大化，而不是短期，而且是合法的极大化，同时要兼顾社会目标、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但是兼顾的目标经济利益损失了，要另行计算，比如说经济危机来了，国有企业、央企要收20万职工，这20万大学生不一定需要，可能只需要5万，你让它收20万，另外15万的成本、工资要刨出去，等于我要完成你的目标才这样。计算国有经济微观效率的时候要另行计算，可以承担，比如不允许你涨价，损失要另行计算，都是可以算的。
第七个关键词是监管对象。最新的文章提出，国有资产包括价值资产和实物资产，国有资产、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国有资产有价值管理还有实物管理，当然是以价值管理为主，你能完全否定实物资本的管理吗？不可能。实物资产和价值资产有关系，不能完全只看实物的。另外你要知道国家的宏观战略、产业导向，产业导向和实物有关，煤炭、原材料或者是军工，这些都不是价值管理，光是价值管理就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了，其实还有实物管理，产业是有实物的，国有企业要投资到某些重要的产品里面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里面去。所以不能单纯的这样分，以实物管理为基础，价值管理为主，而不是搞片面的集团化。
十几年前有一种理论主张，不要搞那么多样，全国就搞央企，中央一级的国有资产就搞十几个投资公司，甚至有人说搞几个投资公司就行了。其实这里面又多的一个层次，国资委、国有投资公司、国有企业集团、国有企业，又多了个层次，所以为什么最近十几年没提高这个呢？因为多数人都不赞成。实际上的确没有必要。如果做设计一个公司，比如军工企业，设立军工企业投资公司，去管现在设立的军工厂家，他就多了一个层次，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要把同意的、不同意的意见都写清楚，不能片面的提意见。监管对象应该以国有资产、以价值为主，但是是以实物为基础。
第八个关键词是混合性质。混合经济早就提出来了，十五大之前就争论这个问题，当时我的观点是，股份制是财产组织方式，但是国家要控股，后来十五大报告讲了，公有资本控股就明显具有公有性质，私人资本控股，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五个人，还是十三个人，就明显具有私人性质。现在这次中央三中全会的文件没说以哪个为主，混合经济没说，股份制没说。所以混合所有制不是没有性质的，而是有混合性质的，不谈这个性质是不对的。那有没有老大、老二？当然谁控股谁就是老大，你去外资公司，老总也是这样谈的。全中国谁是老大？宪法、党章、三中全会都有，老大当然是公有经济，其中国有经济相对来说更加重要，否则基本经济制度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呢？那就没有了。如果像去年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世行的报告，未经讨论，你就和国外联合，这其实都是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涉及到宪法的问题，要改革就先改宪法。因为你是国家研究机构，不是大学某一个教授，你无所谓，你是代表国家的研究机构，甚至和社科院也不一样，和大学不一样，所以要真正发扬民主。
第九个关键词是改革取向，到底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或者是市场化改革，还是私有化改革，大家潜在的观点，措词非常隐讳，所以要进行股份化改革或者市场化改革，不是为市场化，那可以。私有化是有限私有化，公有制为主体的有限的私有化，但是要搞基本私有化、主要私有化，我是坚决反对的，你搞有限私有化，只不过中央没有这个词，客观上就是有限私有化，有限的就是不占主体地位的。但是现在到底占不占主体地位呢？统计资料有的说不占主体地位，有的说还占主体地位，很难说，所以国家统计局98年就不统计了。去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采访过我，当时光明日报头版也采访过，后来回良玉副总理有个批示，所以当务之急是，不要引导中国的民营经济去跟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对立，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西方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中高端竞争，凡是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基本上全都被西方跨国公司占据第一第二第三，该领域最大的企业都是外资经济。
第十个关键词市场决定。有两种市场决定论，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批判各种凯恩斯主义，国企经济秩序的混乱等等，都是这种理论观点；还有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它和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有不同，但也有共同点，大部分价格都是由企业自由定价，企业自由决策，但是国有经济不可能完全由国有经济自己说你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前段时间央企进入房地产了，为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说你不能进入房地产，这不是用行政命令干预央企的经济行为吗？所以有些人是这样的，当房地产盈利高的时候，要求政府行政干预让国企退出，让更多的私人开发商已经赚了很多钱，还要继续赚大钱，所以要求政府干预。别的领域，要求政府不要干预。这是有区别的。所以经济学家都是有立场的，站在人民的立场、国家的立场，还是站在私营企业家的立场，还是站在外资的立场，都是可以通过你的观点体现出来的。
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区别。第一，市场决定论和国家调节并存，更好的发挥市场的推动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吴敬琏先生十八大以后所有的讲话，就一句，贯彻十八大精神，更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最近很多经济学家都写了文章，要和吴敬琏先生进行商榷。国家调节分成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刘国光同志是经济学界主张改革开放的第一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七届智库论坛，讨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刘国光教授又有一篇最新的文章，五千字讲话，其中就提到，也解释了什么叫市场决定，他认为还是可以大体上分为宏观、微观的，微观的决策是市场，宏观的资源配置是国家决策、国家决定的，当然都有运用市场的作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但是始终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市场决定和国家调控并存，而新自由主义是几乎反对国家调控的。
第二，过去的文章讲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市场决定的范围是指绝大部分物质资源的短期配置。比如地下资源是企业自己能说了算的吗？还有要不要搞地铁、要不要开发西部等等，这些大的事情，某些主导性产业，都是国家计划来配置，做的时候按照市场的做法来进行。所以有很多资源的长期配置都是国家来配置的，当然要运用市场的力量。还有文化教育领域不是市场决定的，中央提到文化资源是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当然要引进适合本领域的市场机制，还有一个特征是，我们市场对这个作用中间市场活动的主体是公有企业，我们学者还是要实事求是。中央文件是要学习和贯彻的，对学者来说，它还是研究的对象，如果有不同意见，我们还要通过内部的公开的来向中央建议，以便官方和学界联合起来互动，把中国整个经济搞得好上加好。
（此文是作者在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等在北京举办的“国有经济改革发展高层论坛”说的发言整理稿，载于《国有经济论丛》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