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既不应当盲目排斥，也不应当盲目崇拜，而必须在深刻和细致的研究基础上，摈弃其庸俗的成份，汲取其科学的因素。《专访录》有些言论含有片面和错误之处，有些则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里，扼要地评述几个重要观点。
一、建议中国向市场经济缓和过渡，以免出现前苏联国家那样的不良结局。
米勒认为：关闭亏损企业，建立大量新企业，推行企业股份化，都“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即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些制度规则发展了近两百年时间。开始的时候会非常艰难，有很多工作要做。发展过程是很慢的。”萨缪尔森重申1992年提出的见解：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类的组织。从基础的农业开始，引导人们追求其利益或利润，这将比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市场，进行股票、债券交易，进行担保和买进卖出等重要得多。他强调：对中国来说，市场还很原始，股票很热，那是一种赌博。那一张纸并不足以代表相应的生产，但今天买一张这样的纸，到后天卖掉它，其价值可能翻了一番，结果是，在这种赌博中，第一个取得这股票的人将剥夺其后的所有者的钱。“所以，我认为，前苏联也是如此”。马克维茨也说：“还是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股市上，而是放在整个投资的进程中。”克莱因则以墨西哥大量外资涌入和经济快速增长，而忽视经济均等和南部人民贫穷及导致政治与经济危机为例，提醒“中国应非常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中国的经济大师们要时常衡量各种趋势的出现。中国的决策者应注意收入分配的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另外，科斯的感觉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了，因而可以慢慢地改革。他主张“谨慎为好，不宜操之过急”，即改革要有些先进的方法，但要慢慢来，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国（含某些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向，其经济和社会的效应已显而易见。（1）阿罗说：“就目前的记录看，我不知道到中国是去学习呢，还是去‘教导’。东欧国家目前的生产下降了20%左右，而中国的生产却蒸蒸日上。东欧相去甚远矣”。（2）科斯从家庭关系、华侨投资和生活水平三方面分析中俄改革的环境因素，不很深刻，但其推断结论却颇有眼光，申明对俄国抱极为悲观的态度，而对中国的前途相对表示乐观。（3）马克维茨简捷地认为，中国进行了一项试验，而非在整体经济中一下动大手术，从而避免了例如俄国所遇到的问题。（4）萨缪尔森承认苏联的解体，也使其失掉它原有的很多效率，并在分析中俄两国改革进程和效果时婉转地说：“有的人，像杰弗里·萨克斯，他们跑到前苏联去告诉俄国人应该采取休克疗法，以此遏止通胀。这或许是个好注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政治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应该设法发现各种政策的最好的协调统一体。……有人认为，可能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顶住了原有势力，保住了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利。”（5）西蒙在整个精彩的谈话中讲得最直率：“假如有一个人闯到你的国家，告诉你如何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办好，这是不可靠的。东欧人就是这样期待别人教他们如何办事情的，结果是没有多大的用处。”
上述这些见解是很有见地的。我国在改革国有企业、重建产权制度、发展证券市场、鼓励部分先富等一系列问题上，确实应科学设计终极目标，注重健全发展规则，谨慎推行过渡措施，否则，便会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最终贻误改革和发展。其实，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变动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渐进与激进的速度差异和步骤次序，而在于最终目标及由此采取的措施不同。不能说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仅仅属于“体制外改革”，以往的改革已呈现为公有制主体下的有限私有化、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主体下的有限极差化（两极分化）和国家主导下的有限市场化这三个层面的总进程，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改革的实质是大改向，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两种性质不一的改革及其社会经济效应已一目了然。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改革成本不小，但大大低于俄罗斯等经济激进式转向国家。
二、主张中国不要模仿美国模式，而应借鉴那些成功的周边邻国。
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选择，米勒经常这么说“你们刚刚起步，要环顾世界，录找合适的模式，不要总以为美国的模式是正确的，它可能不是。还有许多其它的。在决定采用哪一种之前，多看一些。”他以自己专业所长的金融制度为例，强调不要模仿美国模式，美国历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不相适应；认为有很多模式可供模仿，比如台湾、香港、泰国等地的银行法律，但不要参照美国的模式，因为法律系统不一样;建议中国借鉴那些成功的周边邻国，在初始阶段宜建立德国式或日本式银行以减少风险。
克莱因则建议中国应对日本好好加以研究，因为日本以前的发展与中国现时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阐述说，日本到1972年为止的前15年里连续高速增长，以后逐渐降低了，而中国前15年里的年均增长率也有接近9%的较快速度，需要对经济的周期变化进行研究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会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出现波动，所以，中国不要期待“年年好时光”，要对出现的困难有所准备。
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中国主要借鉴周边国家和地区经验，不要模仿美国模式，倒是耐人寻味的。除了弗里德曼极力赞赏的香港模式因具有特殊性而另当别论之外，美国是较为典型的现代自由经营主义模式，日本、新加坡和韩国是较为典型的现代干预经济主义模式。权衡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从经济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的长期趋势和内在要求来判断，日本模式或东亚模式更具生命力和优势。[1]米勒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三、强调市场是没有心脏和大脑的，以通胀来推动增长是极其危险的策略。
在萨缪尔森看来，如果短期的经济增长强劲但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而后者又来源于超量发行货币的行为的话，那么，追求这种增长是很危险的。尽管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经济，但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从不会思考，不顾忌什么，因而混合经济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他强调说：“没有哪种制度可以起初不依赖于市场价格机制而能够在生活水平的快速持久增长方面获得成功。然而是没有心脏和大脑的，因而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如果市场机制既要保持效率，又要保持灵活性，那么，一个混合的国家就必须设法保持‘适度的混合’。”
弗里德曼分析说，中国与全世界的其它地方一样，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方面有一个短期的相互抵消作用，但决无长期的相互抵消作用。所以，通货膨胀促进就业只是短暂的现象，保持6%还是保持3%的通货膨胀率并无太大区别。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货膨胀具有破坏性。它浪费人们的资源和努力，使得物价上涨，生产率降低。它就像“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们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但摆脱它却非常困难。按照弗里德曼的标准，现时中国通货膨胀又达到了危险的警戒线，应使其经济大大缓慢下来，以避免通货膨胀变得不可控制，并要学会调控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莫迪利阿尼也持相似观点，指出并非通胀推进投资，“以通胀来推动增长是极其危险的策略，因为这将对储蓄产生消极影响，而它能否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仍存有很多疑问。”他认为，当抑制通胀时，就会给投资带来抑制作用。原因在于，这时必将减慢发行货币，其直接后果是利息率上升而削弱投资。可见，采用通胀促增长，可能眼前能得到短期的利益，但在一定的时候要为此付出代价，并且通胀越历害，将来的收缩也就越严重，这种政策是短视的。莫迪利阿尼进一步论证说，储蓄是财富的增长，储蓄这一相关的衡量指标随通胀增加而下降，这就是通胀的后果之一，是破坏性的；政府要慎用通胀手段，尽管其本意可能是通过高通胀推动高增长，但实际上却减少了储蓄，从而减少了增长，特别是如果因此而使人们不再相信政府，那将是真正的危险。中国现在真实利率呈现负值，人们将不愿储蓄，这是很自然的。此外，克莱因提出，中国的决策者应把通胀压到10%以下，则可望外资毫无顾虑地进入；中国应在加速经济的发展与保持通胀不超过1位数之间寻求妥协支点。
笔者与以上观点相似。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经济稳定和经济公平，需要程度不同的国家调节。这种国家调节应是现代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主导或主脑。它表现为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值，并推行相关政策实现之。尽管从所有制或产权的结构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有重大区别，但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却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共同点。反通胀是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经济学家经历70年代的滞涨以后，对于增长、失业与通胀之间的复杂联系，已有较清醒的认识，因而普遍告诫中国必须把通胀率控制在1位数之内，不要以高通胀来推动高增长。他们较一致的看法值得争论不休的中国经济学界高度重视。
四、指出腐败与政府的所有权或市场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应复活人们对集体的忠诚感。
精通管理学而目前又在研究心理学的西蒙强调，腐败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品”。看看日本，他们正面临着腐败的大丑闻；再看看意大利，他们面临同样的困扰已有三年了；50年前的美国，许多大城市都十分腐败，官僚主义盛行。所以，说谁更容易腐败是荒唐的说法。以中国为例，并不能认为腐败是与政府的所有权或市场经济有必然的联系。西蒙在进一步分析腐败问题时说：“我的某些朋友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固然很可怕，但是现在人们都变得十分贪婪了，一切朝钱看。这倒使得我缅怀起中国以前的那种价值观。这当然不是要回到‘文革’时那种悲惨状况中去，但也希望不至于出现现在的情形，人们的脑子总是在打转：‘我能赚多少钱?我怎么才能赚到这么多钱?’”依西蒙所见，其一，人类的天性除了自私这种动机之外，还包含着个人对集体的强烈忠诚感；要充分利用人类的私利欲望，就必须把这种欲望与更大规模的“集体私利”欲望联系在一起。其二，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与腐败有关）当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时，人们开始“松懈”了那种“群体忠诚感”。然而，没有这种对集体的忠诚，很难想象会有任何形式的的社会可以存在下去。他提出，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不但是集中注意力在市场改革上一一它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还要集中在组织机构的重建上，从而使人们的忠诚感得以复活，而不仅仅是为了几元钱而“折腰”。这就是机构重建的最崇高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阐述寻租的作用下消除经济犯罪等各种问题时，有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看法。比如：在解答同腐败有关的寻租理论与产权理论的联系时，布坎南觉得从根本上来说，寻租理论与产权追求理论并无差别，并推崇塔洛克的观点——寻租一种社会性的、浪费资源的现象；贝克尔指出，必须在打击犯罪（不管是经济犯罪还是民事犯罪）增加开支与犯罪造成的损失之间作出平衡；科斯非常强调，法律体制的改革是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赞同米勒所讲的一句话：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
在我看来，像西蒙这样的学者提出和分析上述问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比张五常等人所持的腐败观和自私观要严谨得多。[2]把盛行的腐败现象归咎于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的本质，或者认为腐败和唯私行为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需重塑集体主义精神和价值观，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无论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均未必与十分严重的腐败等现象相联系；在充分发挥个人价值导向的同时，加强集体主义的基本价值导向和社会主义理想，是市场经济深层本质所要求的人文精神；只有将道德调节这只“无形之手”与法律调节这只“有形之手”合力并用，社会主义性质和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能良性运作。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1996年第4期）
[1]程恩富主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上梅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2]参见程恩富：《公平、效率与经济人分析—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二》，《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