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伍山林的发言，程恩富教授回应，新马派建言经济政策的原则宜表述为：一是坚持劳动人民为核心原则；二是坚持“公主私辅”根本经济制度原则；三是坚持“劳主资辅”共同富裕原则；四是坚持国家主导市场经济原则；五是坚持速度、结构、效益和质量协调原则；六是坚持国家经济充分安全原则；七是坚持建设科技领先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国家”原则（现在是“准中心”地位）；八是坚持政策与理论和方法互适原则（含力求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政策体系特点等内容）；至于十大具体经济政策，可以考虑主要论述从新马派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即应然的、且与其他学派形成显著区别的重要政策。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宋宪萍教授提出，应将新马派“策论”与程恩富概括的新马派“十大政策观”结合起来。如新的经济核算指标“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新的社会衡量指标“幸福指数”、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新养老策论”，同时，还有“新开放策论”、“新住房策论”、“新人口策论”、“新国企策论”、“新土地策论”、“新文化策论”、“新分配策论”、“新消费策论”、“新金融策论”等等。经济政策原则中，主张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中国化观、国际化观、创新观”。
北京大学孙蚌珠教授表示，支持以新马派“理论”为基础提出系统的“策论”，“策论”包含两部分：政策主张的原则和具体政策。政策原则包括立场、所有制、收入分配、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国家间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具体政策主要包括产业、区域、就业、对外、科技、财税、金融、人才、收入、土地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政策原则是具体政策的基本依据，具体政策是政策原则的体现。“新马派”的政策主张是其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或者展开的分析研究。
（二）为国家科学决策服务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张俊山教授认为，应科学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以实事求是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靠对文件内容的排列组合来进行。因此，对国家政策要做科学的解释，引导政策向科学的方向来落实。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要有科学的范畴和话语来表达。近几十年来，西方理论的引进以及人们主观想像的创造，使经济学中充斥着大量非科学概念和话语。在这些话语的影响下，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讨论问题时误入了庸俗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严重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譬如，流行的“三次产业”、“公平”“效率”、“人力资本”、“三次分配”、“增长因素”、“要素贡献”等等，都使对问题的认识进入歧途，无法科学地说明经济规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误导。例如，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消费”等“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指导下，大量经济资源被引向吃喝玩乐，大量青年劳动力脱离开具有技术含量的物质生产，变成了“外卖快递小哥”，削弱着社会经济的人力资源质量。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形成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体系。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学军教授认为，有利于对国家相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新马派理论源于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国家相关部门采纳新马派理论、政策，有利于更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有利于切实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河南大学商学院任传普副教授认为，在政策部分，应适当注重与基本理论结合较为密切、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显著且具有可持续性的政策。部分国家政策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政策形成了挤出态势。因此，利用以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政策总结、证明和支持中国的全面发展尤为重要。希望能够加入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政策解读和新马派的政策建议，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验证，使全社会更加认识到新马派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王爱华副教授认为，新马派“策论”可以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比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对事先不加强科学规制和监管、事后调节的系列后果（如p2p网络借贷平台暴雷、私人资本垄断和恒大事件）做历史梳理，逻辑分析，阐明为什么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宏观计划调控作用以及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不断完善构建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
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敏教授认为，政策建议需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帮助国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彰显高端智库本色。
（三）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服务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丁晓钦讲席教授，重点介绍了新马派领衔创建的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不断在国际开拓，已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和世界社会主义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新马派团队已经发表了大量论文、专著，其中不少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其中，程恩富教授所著《改革的初心》一书的英文版拟由美国国际出版公司于今年在纽约正式出版。此书英文书名为《China’s Economic Dialectic: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Reform》，美国《每月评论》主编、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福斯特教授为此书作序。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斌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可以在教学科研、政策咨询、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多重化角色扮演、整体性向前推进，把新马派的学术力量、政策威力和国际贡献都充分展现出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尚松蒲副教授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学派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并进行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技术进步更广泛而深刻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条件下，以程恩富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进行更有效的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在斗争中创新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派。
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张霞副教授、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李卓儒等认为，新马派在国内外建立的多个学术研究基地，无论从机构设置、队伍建设还是在研究成果上，均已经并必将继续扩大中外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三、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方论探讨
与会者普遍认为，新马派学者应注重“方法论”的探讨，并在本次研讨会上，首次命名为“方论”，与“理论”“策论”并称。“方论”集中反映出新马派治学的“逻辑”、学科与方法的“综合”以及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斗争”品质。
（一）构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逻辑”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辩证法和辩证逻辑。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范畴是辩证的范畴，具有两重性或两因素，因此，具有内部矛盾，而正是这种矛盾推动了范畴的运动，《资本论》中范畴的辩证运动又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整个过程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指出：在抽象思维的第二阶段即从抽象上升的具体的过程，“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实在的运动与思维的运动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历史的进程，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对此专门作了说明，马克思说：“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在一些情况下，“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在这些情况下，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比较简单的范畴……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部分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在这些情况下，逻辑与历史是不统一的。“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他们的次序倒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马克思这一辩证范畴的运动的辩证法，是我们研究所要坚持的基本方法。
上海财经大学丁晓钦教授认为，编写专著的目的，正是展现新马派的“理论、策论和方论”。为了能让更广大的学者所接受，这部专著应当是学术指南，而非一本高深的理论专著，所以建议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这样，当人们对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产生兴趣之后，自然会去就相关问题查阅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其他文献，进一步了解学派的其他相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斯扬副教授则认为，“方论”问题，可以参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方法，倾向于辩证逻辑。辩证法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的分析性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新马派的方法应建立新马派理论基础之上，是新马派理论本身呈现出的内在的逻辑。因此，新马派理论本身应具有内在的、以一贯制的整体思路和结构。在这个思路和结构的基础上，方法也就能够不言自明了。
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认为，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自觉坚持和正确运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方法论。摈弃庸俗经济学从狭小的个人主义观念考察社会经济的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科学区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准确把握经济基础及其决定作用，明确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走向的反作用。譬如，新马派曾针对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利己主义等假设，提出了自己分析经济的四大假设。对于这些假设要进一步夯实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使其不再只是假设，而是对社会经济运动基础的科学抽象。特别要注意那种借辩证法名义搞片面性的作法。譬如，以“辩证认识”的名义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扭曲和破坏。辩证法决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即看到这一面，又看到那一面”，而是在全面认识事物各方面的基础上认识事物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影响，认识在这种联系和影响下事物各方面具有的性质，还要找出主导事物发展的本质内容。第二，科学抽象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具体应用。科学抽象法是要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过程认识事物当前状态的性质，发现事物发展的趋势。因此，运用科学抽象法需要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积累，充分运用自然和社会科学已有的科学成果，分析现有事物的形成、发展的过程，才能对事物当前状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以主观想像的方法，根据自己狭小的生活经验，静态地编造事物的性质。
《当代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魏旭教授认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双重规定作为总的方法应作为新编专著总的“方论”，建议兼顾系统论的方法和拉卡托斯的范式论——中心是硬核”，周围是“保护带”。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不同，就在于硬核的不同。这样可以使新马派的理论主张形成一个共同体的范式。因此建议运用形式逻辑而非辩证逻辑的方式叙述这一代表作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原理、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使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是治世的，也是治用的；就叙述的结构安排来说，与使用的方法相对应，建议还是按照形式逻辑而非辩证逻辑，这样，能够将方法运用渗透到整个理论阐述和表中，而策论部分也能有机融合到每一个理论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新建教授提出，一方面，“经济问题，哲学分析”，或能给予今后创新以哲学方法论方向上的启示；另一方面，“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或能给予今后的创新以政策导向上的方向性启示。如此在哲学方法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两个方向上的导向坚守，是否能够给予学术创新以“哲学”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导向启示？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王爱华副教授认为，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科学抽象法等）与新马派的创新方法（如借鉴社会学、生物学、美学等方法）相结合，在具体政策研究中可以重申具体的研究方法，让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活学活用。
（二）突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综合”属性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马艳教授认为，新马派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应当突出“综合”属性。一是对于原有的研究成果，在内部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进行精炼的概括整理以世人；二是在原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延展其研究内容；三是在原有的研究框架下进行创新，形成一些新的认识。主要阐述新马派已经形成的基本认识，同时做些延展和深化。对于即将创新的内容可以作为“未论”进行列举，即关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教授引述力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作用，以及程恩富教授在经济学研究中借鉴生物学方法，佐证“综合”一词对新马派的不可或缺性。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物理学中的力学，并且主要是牛顿力学即经典力学（或称古典力学）。西方经济理论形成时期，在物理学界，正是牛顿力学兴盛时期。西方经济学使用了经典力学的基本范畴作为自己的基本工具范畴，并将这种状况保持至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生长、成熟、衰落和死亡的过程，这就是一种生物学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明确提出在经济学研究中借鉴生物学方法，守正创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基本方法，又有所创新，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