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9日，“马克思主义、斯拉法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回顾和展望”马克思主义跨学科论坛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顺利举办。论坛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复旦马克思主义评论》编辑部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塔尔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多个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在论坛期间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会专家围绕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求约束和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治理、政治经济学的统计学方法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赵君夫主持开幕式环节，他简要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举办缘由，表达了借助本次论坛加强政治经济学领域国内外学术联系的愿景。
在开幕式中，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汪仕凯代表主办方致辞。他指出，当前时代变革催生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型，传统的单一学科壁垒已制约理论突破，跨学科融合是实现知识、理论、方法三重创新的必由之路；同时海外主流社科研究面临问题意识枯竭的困境，西方学界普遍忽视、消解中国实践经验，这也凸显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代紧迫性。他期许，各位学者能够依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一跨学科平台，深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产出更多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价值的交叉学科成果。
上半场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邬璟璟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以“现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若干重点”为题，系统总结了全球左翼现代政治经济学四大核心发展方向。其一，要发展智能经济时代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厘清数据、算法的不变资本属性，坚持活劳动仍是价值唯一源泉的基本判断，为智能时代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其二，要推动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批判性借鉴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分析工具，更好回应时代课题。其三，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增长缓慢规律，剖析生产资料垄断私有制的制度性内生缺陷何以持续抑制经济活力。其四，依托国际学会平台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公平共赢的新型全球化路径。
美国塔尔萨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Scott Carter以“The Intellectual and Archival Legacy of Piero Sraffa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lassical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为题，依托斯拉法档案的原始手稿，全面梳理其学术思想脉络。他指出，斯拉法耗费三十年撰写《用商品生产商品》，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并启发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学界常认为斯拉法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但手稿显示他并未否定劳动是价值本源，只是更换数理分析工具，借助投入产出框架深化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机理分析，为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此外，Scott还介绍了在美国塔尔萨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专业、建立异端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卢荻以“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重新审视中国经验”为题，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研讨：其一，投资增长能否作为独立变量拉动经济增长，投资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二，若投资能够拉动增长，其拉动效果是否受制于投资、消费、收入分配的复杂联动关系。首先，全球各国普遍存在生产性投资不足的现状，西方对我国高投资发展模式的指责并不成立。其次，2007年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稳步上涨，居民实际工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同步，证明消费疲软并非压制投资的根本原因。进而，他将中国增长划分为两大阶段，改革初期依托较平衡的收入分配、较好的重工业基础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消费主导格局；进入新世纪，产业升级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增长模式转换为投资驱动型。最后，他指出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三重因素叠加所致：民营投资高度逐利、后发技术追赶优势消退、对美元体系的依附衍生出国内金融化趋势。因此，投资拉动增长长期受制于最终需求、平均利润率与外部环境的多重束缚，仅靠提升消费占比难以化解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何增平以“现代货币理论与中国的金融稳定”为题，依托现代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现行金融稳定政策提出建议。他指出，当前国内非金融企业部门长期维持净金融投资的赤字状态，资产负债表风险持续累积，相关政策应重视化解这一难题。当前政策应重视两大问题，一是同步压缩所有部门的债务规模是难以实现的。资金流量核算的恒等关系表明，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必然需要其他部门承担相应赤字；二是应重新审视财政可持续性观念，发挥主权货币的作用。具有货币主权的国家具备为本币财政支出融资的自主能力。对比中日韩追赶型经济体发展历程，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普遍伴随企业金融脆弱性的累积。对此，应当推行功能财政，依靠财政扩张修复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打造以主权货币支撑、投资消费均衡的国内大循环，夯实长期金融稳定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直对上半场研讨开展综合点评，系统梳理了四场报告的理论价值与创新视角。对于程恩富教授的报告，他指出当前全球左翼学术交流亟待加强，应充分吸纳全球南方国家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对于Carter教授的报告，他强调原始手稿的挖掘对于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期待中外、国内高校间开展相关合作；对于卢荻教授的报告，他认为传统经济学框架最大短板是长期未能把金融体系纳入整体分析，金融行业过度逐利、汲取实体经济资源，会同时抑制总需求与实体投资，这一机制值得深入探讨；对于何增平老师的报告，他补充说明金融领域存在天然会计恒等约束，这种资金平衡并非市场自动达成的供需均衡，而是客观核算规则决定；中日韩作为追赶型经济体在企业资金赤字演变方面具有路径差异，国际比较的研究角度值得重视。
下半场报告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赵君夫主持。
美国塔尔萨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Bruno Theodosio以“From Marx to Statistical Equilibrium:A Probabilistic Political Economy”为题，系统介绍概率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框架。他以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波动背后存在稳定统计规律为理论源头，梳理概率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系统介绍了最大熵方法，并借助贝叶斯推断重新解读统计均衡理论。依托美国企业层次的数据，他对比多种刻画企业利润率分布的概率模型，解读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亏损企业持续增多等长期变化特征，证实分散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会形成整体稳定趋势，同时企业个体层面始终存在差异化波动。最后，他将理论应用至经济规划领域，倡导摒弃硬性分配微观经济指标的传统思路，提出以发展目标划定约束、依靠实践反馈持续调整政策的动态规划模式。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骆桢以“金融资产对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影响：基于一个可分析的SFC框架”为题展开分享。他指出，存量-流量一致（SFC）模型能较好地展现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关系。但是，为数值模拟的便利，大部分方程所展示的关系都是滞后决定的，不利于机制分析。他通过修正拉沃与戈德利（2000）的模型，将实体经济部分彻底回归到后卡莱斯基模型的形式，得到一个可分析的存量-流量一致模型。该模型展示了宏观经济政策在传统影响机制之外，如何通过对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意愿的影响，反作用于政策效果本身。他指出，一旦考虑到金融市场的作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原则必须做出改变。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副教授李韵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跨学科探索”为题展开讨论。他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虽带有马克思主义批判底色，但并非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内核来看，该流派掺杂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视角，并未完整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从研究范式来看，其仅在表层借鉴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形成规范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他提出我国应当构建本土化、正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该学科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使命，兼具交叉学科特质与独立学科属性，拥有专属理论话语。学科建构需要兼顾多重维度，完整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逻辑，融合传播学基础分析思路，同时立足中国本土理论成果，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播学独有特色。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江楠以“在资产泡沫与生产部署之间：美国AI产业的国家治理悖论”为题，深入剖析美国AI产业发展与治理困境。她指出，佩蕾丝技术革命理论中，资产泡沫破裂往往是产业发展由“导入期”转向“部署期”的关键转折点。但该理论并未说明投资驱动型产业是否能够依靠国家引导平稳完成发展阶段转型。她依托国家衍生论弥补这一理论缺口，指出国家治理是价值运动在政治形式上的展开；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在世界市场中实现与清算的货币形式，其性质变化规定了产业革命中国家处理危机和组织生产部署的方式。对于美国的AI产业治理而言，随着美元信用世界货币体系建立，黄金兑换这一外在清算约束逐渐消失，不再主要通过危机中的一次性出清来消化过剩资本、为生产部署打开空间。维持资产价格、管理信用风险和延缓清算本身，成为国家持续治理的对象。由此，美国AI产业革命中的“导入”与“部署”不再呈现为泡沫破裂前后的阶段更替，而是被压缩进同一信用治理过程之中。中国AI产业则需引以为鉴，关注AI基建金融化的风险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宏博以“超越国家金融化：宏观经济治理中的资本治理”为题，立足于宏观经济治理这一标识性概念，考察了中西双方面对国家金融化的路径分流。他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西方国家处于生产过程的外部，宏观调控局限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依赖金融市场进行管理的同时日益受其制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兼具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双重属性，保证了国家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深度参与和国家的治理主导权。在西方国家日益呈现出机构投资者的运行逻辑，受到金融资本制约的同时，中国则日益以战略投资者的逻辑引导金融资本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呈现出了超越国家金融化的资本治理图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刘充对下半场研讨进行综合点评，他认为本次研讨会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跨学科融合的可行性与创新性，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路径。对于Bruno老师的报告，他认为该研究以概率论视角重构利润率均衡分析，贴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核，并针对企业层面ROA实证口径、行为温度的具体经济内涵进行追问。对于骆桢老师的报告，他肯定该研究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及传导机制的探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并指出部分机制阐释不足的问题，认为完善数值模拟后具备较好的英文期刊发表潜力。对于李韵老师的报告，他指出该交叉研究视角新颖，提出学术概念跨语言翻译存在语义转换问题，中国特色理论术语的对外规范化传播是该领域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对于江楠老师的报告，他认为技术经济范式与国家理论结合的产业治理研究范式具有较好的创新性，并强调需关注AI资产折旧快、无形损耗高的特征对虚拟资本需求的推升作用。对于张宏博老师的报告，他肯定其中西对比的分析框架，建议优化研究机制逻辑层级，以公有制制度优势为核心，分层梳理中美金融化的本质差异。
本次论坛在热烈的学术交流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