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冷静面对当前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迫切要求我国从战略上谋划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在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树立新思维，采取新战略。当务之急，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具体地看，是应做到“五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
（—）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必须对利用外资作出重大调整。既要看到，外商投资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都离不开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也不能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这是一条难以行得通的道路。进一步推进对外经济发展的方法，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
提高引资质量，必须引导和实现外资投向和要素流入结构的改善。必须从注重“引资”转为谨慎“选资”，引进适合我国需要的、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涉及民生的公用事业领域，要制定规范和标准，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谨慎和有选择地开放。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快车道，是全球经济的强者，公用事业等领域开放不必担心外资入侵的问题，“多一些善待外资就是善待自己的前瞻性”。这个观点混淆了公用事业领域和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区别，不利于提高引资质量和发挥外资效益。
要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要通过合理降低进口关税、提供优惠信贷、给予国内税收减免等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对外资投资方向加强引导，使外商的投资逐渐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选择与我们的产业新方向相一致的外资、外企，将其纳入我们产业升级的大方略中，服务于我们转变生产方式的大目标。调整过去对所有外商项目一视同仁的优惠政策，对世界领先的或者我国急需的高科技项目进行有计划和有重点的扶持，鼓励其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配套政策，但还要继续制订、细化一些配套措施。可将外商投资设立R&D机构明确为《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项目，并对其实行一定优惠，引导他们进入到高技术含量的领域进行投资，提升外资使用的质量。
在合理利用和引进外资的同时，还要充分唤醒和启动国内已有的巨大储蓄存款资源。存差通常是指商业银行存款减去贷款的差值。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2009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61.2万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2.6万亿元，存差早已突破了10万亿元，达到18.6万亿元。这表明我国目前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在这种新形势下，倘若继续如饥似渴地引进外资，势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中资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益。因此，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协调使用的经济效益，是亟须统一认识和创新政策的重大问题。
（二）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事实证明，“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终究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照此模式继续下去，只能使我们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并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唯一的战略模式，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知识产权优势”。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并长期保持。或者说，知识产权优势是持久高端竞争优势的必要性条件。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依赖式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双面效应的思维，都是不科学的僵化开放理念。
在实践中，要积极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以打造“中国的世界工厂”来取代“世界在中国的加工厂”，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三）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
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外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近年来能源价格暴涨使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的总额更是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可见，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会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同时，过度依赖国外能源会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并且容易引发更多的国际争端。
尽管能源大量依赖进口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但由于国内能源供给数量有限，进口仍然会成为中国能源供给的重要方式之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把握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对外依赖度没有必要警戒，其理由一是从国外进口开采成本低，符合经济规律。二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遭遇过政治上的禁运。事实上，国际原油价格一度突破百元大关、日日高企的原油价格令低成本说不攻自破，而至今没有遭遇禁运也绝不能推论出未来就没有遭遇禁运的可能。因此，中国能源进口高依存度“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防范措施一是在于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二是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三是要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
降低“外源”依存度，必须加强对我国自身能源的保护，发挥我国资源的效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处于低端生产环节，我国能源原材料需求急剧增加，供需缺口加大，但国家能源等战略储备建设滞后，而且国内又存在大型公司的垄断化经营，导致我国一方面由于对国际市场存在刚性依赖，难以有效防范国际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对国内能源安全带来冲击，不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的自主性。据有关资料，由于不掌握定价权，我国出口稀土曾便宜到每公斤价格仅18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价格竟高达1000美元/公斤。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提到，中国2005年时的稀土产量曾经达到全世界的96%，出口量也达到60%以上，但是稀土的定价权却并不掌握在我国企业手里。这个教训值得汲取。今后，我国对重要的能源和资源都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力争战略性资源产品定价主导权。要由“价格追随者”变为“价格制定者”，尤其要注重提高在黑色金属(如铁矿石)、有色金属(如铜、铝、铅、锌、锡、镍)及稀土资源的国际定价权。
（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截至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9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远远领先于第二位日本的1万亿美元储备。到200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3,99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而且要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更多地进口以平衡对外贸易。历史经验证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过程。目前我国比较充裕的外汇储备，可以为我国“走出去”提供坚实的经济后盾。
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合理地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同时也要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从西部开发到东北振兴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作为保证。尽可能实现保值和增值以外，还应当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和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事业。也可以搞“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端技术及设备或相关物资，以及并购西方国家的重要媒体等。总之要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配置的经济效率。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促进人民币全面可自由兑换并逐步成为世界贸易结算、流通和储备货币。
（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外贸依存度过大，既会过度消耗本国的资源，挤压国内消费，又不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抗市场风险能力。从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外贸依存度过大，将会因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多等原因，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给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增添更多变数。目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出现较大的下降。今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要保持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依存的水平。
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需要扭转我国贸易进出口不平衡的趋势，优化我国的贸易方式；要促进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增长，适度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提高服务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要积极提升加工贸易，发展边境贸易、易货贸易、转口贸易、租赁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要改善外贸结构，改变贸易主体长期由外资主导的局面，促进本土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需要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眼，实现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既要推动外贸平稳增长和提高档次，也要推动外贸企业服务于扩大内需的大局，推动外贸出口企业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市场方向；国家要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外贸出口企业的转型，引导社会消费合理化，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